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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教条与经验事例中获得逻辑性关联的真知,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

时间:2020-04-15 07:01

[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权力和权利的界定在任何组织中的紧要性:公域讲权力,私域究权利;公域讲民主,私域言自由。群己界域,不可不察。

  ■ 中共十八大报告有一个新提法,强调处理改革、发展以及稳定之间关系方面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上下文的脉络中仔细咀嚼这八个字,可以发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路。

  ■ 脚踏实地去行动,你的目标就是理想,不然只是幻想。

  ■ 学习经济学,要紧的是,在理论教条与经验事例中获得逻辑性关联的真知;困难的是,选择合适的理论,去到位地解释我们经验到的具体行为和现象,设计社会的合约等经济法律制度。

  ■ 于无声处听惊雷。默然度过百年华诞的律师群体,在2013年将如何在历史的演进中找到适当的定位?这是岁序交替之际中国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问题。

  ■ 懂得独立分析、准确把握机会而且及时行动,往往是制胜的关键。成功没有复制,书本知识也只是阶段性的总结。

  ■ 民富,国焉能不富?厘清了民富与国富的逻辑关联,民富优先就是追求社会福利增进和国富乃至国强的必然选择。

  ■ 通过信息公开、言论自由、社会自治、政治参与等一系列公民权利的宣示,中国正在逐步加强个人在实施法律中的作用,试图通过维权的具体行动和诉讼个案来推动规范的执行和完备。

  ■ 对于研究应用科技的我而言,与业界的一线研究人员紧密交流,了解社会对产品的需求与准确定位,才能更有效提炼出关键问题、把科技应用到社会各个阶层。

  ■ 人民与人民币的关系,体现于人民对于人民币映射出的中国宪政制度和实体经济不断进步的认同程度。

  ■ 借用洛德·埃尔登的一句名言,就是要在律师业中大力宣传和贯彻这样的守则――“律师为任何人服务,但决不向任何人出卖自己”。

  ■ 中国在整体工业提升的漫长道路上需要保持生产大国的地位,因为强大的制造业是强国的经济体现与实质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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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千卷书,领悟先贤思想要义。

  1912年,中国第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律师组织“中华民国律师总公会”于1月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部关于律师的法规《律师暂行章程》于9月在北京颁布。这两件事可以视为现代律师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

  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来到上海交大工作,转眼就两年了。每次认识新朋友的时候,他们会不约而同问一个问题:“你在香港出生长大,为什么来内地工作?”我的回答是:在将来的几十年的里,中国将持续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举足轻重,潜在巨大的发展需要。我是英式教育制度下成长的70后,后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继续科研。在这里更多的是分享自己的经历。

  行万里路,明白群己经验真实。

  到2012年,中国律师制度走过了一百周年的曲折历程,本来这是值得隆重纪念的。尤其是在李庄案和重庆“打黑变黑打”事件之后,律师对于限制权力、保障程序的作用当会重新认识,更应该借助律师百年纪念活动来传递一些加快法治国家建设的信息,或者弘扬一下法律职业主义精神。但出人意料的是,无论业界或学界几乎都在“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整个法律场域充满了神秘的禅意。这种沉默,是极不正常的。

  出生在75年的香港

  横批:知行互励

  司法的朝野二元格局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出生在70年代,父母都是30年代出生于广东潮州,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没有念完小学就离开家乡南下逃难,一跑就是60年。战时香港人口50万人,战后迅速增长至200万人。在我出生的年代,很多大陆居民偷渡到香港。正是这批渴望落地生根并具有强烈求生意识的劳动力,带动了香港早期人口密集行业(如制造业)的发展,为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我就是出生在这一个人人渴求解决三餐温饱等基本生存问题的年代,也是人们熟悉的香港“打工仔”年代,“打工仔”代表了香港70年代的生命力。

  上面的联句与横批,是我于2011年4月,应安泰经管学院经济学专业2011届本科毕业班的邀约而撰,作为2011毕业季系列活动的“师长寄语”。我当时刚刚给这班同学讲授完《经济学专业学术报告》课程,内容是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初步知识。这寄语意在说明,为了更深入地学习经济学的制度知识,有必要了解制度理论背后更一般的社会科学常识,这些常识可能是理工科为主的大学学生可能了解得不充分的,也是我们经管类本科生教学计划中一直欠缺的,却与我们国家与社会的改革与进步息息相关。这些同学毕业后,不论大多数走上社会,还是少部分继续攻读研究生,都将阅千卷书、行万里路,来承担起促进中国改革与进步的责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当局从2012年5月中旬开始把律师的抗辩理解为“闹庭”,把对审理方式进行批评的律师称作“无良律师”。在这种思路的延长线上,当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50条,以严重违反法庭秩序的名义惩罚执业律师、限制辩护活动。历史似乎在轮回,退到1957年的“为坏人辩护”的律师立场论,退到1949年的“取缔黑律师”运动,甚至还有点退到1740年清律第340条讼师禁令的趋势。但就在这个时刻,通过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一些原来对刑事诉讼敬鬼神而远之的律师事务所也开始涉足辩护,关注人权,并且重视起唇枪舌剑的诉讼业务来。

  “打工仔”更多的是人们脚踏实地、面对现实、自力更新的人的代名词。“打工仔”是社会的草根阶层,是出卖劳力的群众。他们省吃省喝、大多数还要一天工作16小时。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道理:为了获得一个安稳的生活才千方百计来到香港,要不就拼搏,要不就露宿街头。我出生在一个小家庭,由于亲戚从大陆移民香港,家里10平米就住了6个人。12岁前,我都是睡在我父母的床底下。那个时候,年轻一代没有买房的观念,也不敢有买房的想法,因为就算首付只是10%,也没有经济能力。也不会期望长辈给你付钱,照顾长辈更是后辈的责任。难道要长辈倒过来照顾你吗?面对物价房价飞涨、对于没有任何经济基础与“后台”的草根阶层,找不到安逸的“铁饭碗”工作,全力拼搏就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忙忙碌碌就是他们一生的写照。然而,最幸运的是不管你有钱没钱,强制性的九年免费教育政策给了孩子最基本的初中程度教育,适龄孩子没有送到学校学习,父母是要坐牢的。强制性教育保障了新生代的生存能力与文化水平,毕竟人才是国家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原动力,也是社会最需要时间培养的,没有捷径。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一代拥有顽强的生命力,靠的全是自己双手。父亲小学没有毕业,到香港却干起化验工作的活!为了生存,只要有活干,也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我10岁也做苦力搬运过50公斤的货物。从小我就明白这个生存道理。在那个缺乏经济基础的年代,背负更多的是养家糊口与家族的责任;在往后有条件的时候,背负的就是社会责任,我至今不敢忘记。

  从高校经济学理论教师的角度,为着今后的理论教学与经验践行的互动相长,这篇学者笔谈,从群己权界的话头说起,涉及经济学的教学津要,及至民富国富的辨析与人民币制度意义的阐发,以就教于我们的师长和同学。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由于李庄案导致律师的防卫性结集和对公检法系统的反弹,而公检法等方面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律师的警戒和情绪化对应,其结果,若隐若现的职业法律人共同体终于毁于一旦,分为在朝法律人与在野法律人对峙的格局。也就是说,到2012年5月为止,中国法律界朝野二元的结构已经形成,甚至有了制度化的表现形态。也可以推而论之,已经在野了的律师们将逐步加强其反骨精神,在律师自我维权的活动中进一步加强作为维权律师的身份认同。即便律师界无法统一步调,那么裂变也是会不断进行的,最终将产生出强势集团辩护士与弱势集团辩护士这样泾渭分明的阵线。

  父亲时常说:“有多大的头,就带多大的帽子”,做什么事都要问自己有没有这个条件,凡事量力而为,不要存有侥幸心理,因为你可能没有条件承受任何失败。想得到更多,就必须付出更多,成功需苦干,不要眼高手低。脚踏实地去行动,你的目标就是理想,不然只是幻想。这是我小学阶段学到的道理。

  群己权界与经济学的教学津要

  法律服务市场大转型

  中学阶段激活了脑袋

  严复先生,是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启蒙与改革的先贤之一。他当年以文言翻译约翰·穆勒的名著《论自由》,将书名译作了古雅的《群己权界论》。现在看此译,“群己权界”,不如“自由”来得直白,却另有其妙:不但确解了此书的精要,而且提前透视了当今国际经济学界前沿的“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据以分析展开的根基——权力和权利的界定在任何组织(小到企业和社团,大到社会)中的紧要性:公域讲权力,私域究权利;公域讲民主,私域言自由。群己界域,不可不察。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应然的关键词,如果察而有偏,在实然中,必定导致社会经济和宪政体制改革的歧途。反之,循此理论分野与经验实践努力在我们社会中有序展开,公民法治社会可望早日建成。

  于无声处听惊雷。默然度过百年华诞的律师群体,在2013年将如何在历史的演进中找到适当的定位?这是岁序交替之际中国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问题。

  由于小学毕业时家里依然贫困,没有机会让我接触书本外的事物,连跟父母逛街的机会也没有。中学被分配到一所男校-邓镜波学校。这所学校的特色是一所工科学校,除了文理商科以外,还有金工、电工、工业绘图等。学校强调立己立人,先学习怎样树立自己做榜样,才能要求别人。知人物、明事变、长见识、增修养,拥有学识与经济基础以外,个人素质的提升是精神文明的基础。

  我在《经济学专业学术报告》课程中,向同学们说过自己多年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一点体会:学习经济学,要紧的是,在理论教条与经验事例中获得逻辑性关联的真知;困难的是,选择合适的理论,去到位地解释我们经验到的具体行为和现象,设计社会的合约等经济法律制度。这是经济学专业的师生,阅千卷书、行万里路的关要。

  按照入世协议,在2015年之前中国将彻底开放包括法律服务在内的服务业市场。这个时限距今只有三年了。这意味着在今后三年之内,中国律师业将面对外国事务所大举进入的强劲冲击和挑战,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势必发生某些实质性变化。为了图存求变,中国律师所不得不调整执业方式,进一步加强“对客户的忠诚”;同时也不得不在那些不会受到跨国律所威胁的诉讼领域建立稳固的根据地。随之而来的变化是,中国的公检法各机关将不得不面对一群豹变着的律师和前所未有的法律语境,调整自己的姿态。司法官僚们“堂上一呼、阶下百诺”的风光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由此可见,整个社会都有必要重新认识律师的地位和作用。

  从十三到十七岁,读书考试只是一个过程。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第一次学会了书本以外的经验,对年轻小伙来说比光看书有感觉多了。由于必须学习几门工科科目,学会了各种工具与电子知识包括车床、铣床、原材料属性、金属抛光焊接、逻辑与数字电路设计、电路板一切加工等,每人都要设计与完成变压器(包括绕线圈都得自己干)、温度探测器、信号放大器等。每周大概十小时实习,培养了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动手能力,为日后的理工科发展奠下坚实的基础与正确的思维。同时,我发现班里考试成绩好的同学们,面对实际问题的时候,远不如考试般挥洒自如,倒是脑子灵活敢于直接尝试的同学们更快找到解答。那时候才知道,读书考试好的不一定会做事会干活、不一定能力就强。从学校到社会的转变,是少了几分幻想、多了几分竞争。书本学习是单向学习模式,但现实问题是随时间变化,一样的难题,在不同的环境中,往往需要有不一样的解决方案,也从来没有既定的答案。

  王阳明有“知行合一”说。但时下很少读中国思想史的安泰经管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可能极少有人认识到:作为理性行为人的知与行的互励,应该是知行合一的必要条件。我的理解,知行互励,不必执著于前人有关“知难行易”或者“知易行难”的争辩,却应着重于从信息搜寻、处理与实践的角度,阐明行为人对某一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是互动着、交互激励着深化和广化的。如此知行互励,才能进到逐步实现其充分条件:更高层次的知行合一。

  “法治思维”的五连环

  在香港的中学,课外活动是“全人教育”的重要坏节。学习之余我同时当了6年的义工。名校学生很注重培养各自的兴趣。我也学过音乐、书法、武术、田径等。我的一些好朋友,14岁已经有钢琴、二胡演奏级水准!我家里穷,但机缘巧合,让我有幸结缘古典音乐。88年开始跟随蒋慧民老师习声乐与指挥、掌握了美声唱法,还有基本的意大利语、德语、拉丁语。直到94年,参与了数十次各类型独唱、小组唱、合唱比赛与联合演出,其中合作过的单位包括香港中乐团、北京中央乐团合唱团,还有大师班、两岸指挥家音乐会、西方歌剧演出等。也当合唱团团长、乐团指挥、现场节目主持、筹办过联校音乐节。另外,我也加入了校篮球队、田径队,但因为伤患未能参加联赛。后来与友人再成立一支篮球队,参加了多次公开赛如工商杯。在这些活动里,认识了来自不同行业、背景、年龄的朋友,或是同台献技、或是同台较量,大家对生命都有着不同的演绎方法,各自谱出生命的乐章。这个阶段虽灿烂而短暂,但令自己开阔了眼界、培养了领导与统筹能力、学会了团队管理与经营的技巧、建立了快速应变与敏锐观察能力等等。这一切对于不到20岁的年青人来说是不一样的体验与经历,让脑袋充分激活起来。

  作为经济学制度理论的应用,我愿意从制度的视角,将上述对于群己权界的简说,延伸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民富与国富的关系与人民币的制度意义,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容我以问答的形式展开于下,以切近我们日常的经济学理论的教学互动。

  中共十八大报告有一个新提法,强调处理改革、发展以及稳定之间关系方面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上下文的脉络中仔细咀嚼这八个字,可以发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具有如下基本内容。

  由于过于“繁忙”,学业时间不充足,最后还得复读才进入大学。(当时分为会高与高考,会考为中学第五年后的第一次全港公开考试;而高考是通过了会考,再完成了中六、七后在进入大学前的公开考试)对于学习而言,基本都是取决于是否有决心,复读前我的理工科都是勉强及格,复读后几乎都是满分。中学时期其实很漫长,如果认真学习课本的知识,大概三年是完全足够,在这完全自由的七年里,如果只是看书考试,实在是没有很好利用时间。因为这段时期是活力充沛,是培养兴趣、发掘潜力、建立自信与自我价值的理想时期。

  民富与国富的关系

  第一、根据法自上而犯之的严重问题,明确了“党要守法和摈弃特权”的治国方针。原文的表述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决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段话的出典是1982年宪法。时隔三十年重新提出来,当然是因为现实不符合理念,所以特意着手把禁止治外法权的命题付诸实施。可想而知,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必须具有某个中立的、权威的第三者来判断任何组织或个人是否超越了宪法和法律。在这里,设立违宪审查机构以及确保司法独立显然就是顺理成章的,否则这段话就会变成没有意义的空气震荡。

  从大学本科到博士毕业,学到独立判断与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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