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您光临必赢手机app下载官方网站!

即使美国把中国视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成绩辉煌

时间:2020-02-07 17:31

  1905年,清廷下令废止科举,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从此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近代知识分子。但二者并非截然两分,士之传统在近代知识分子身上也多有体现。这种剧烈却又绵延的转型,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瞿骏长期关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新著《崩解的近代: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即将出版,我们邀请他谈了相关话题。

  联合早报9月29日讯9月24日,正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时,哈佛大学教授爱里森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和中国在走向战争吗?》的文章。爱里森写道:“当奥巴马和正在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见时,他们可能不会把一个话题放到议程之中:美国和中国发现它们在下一个十年,处于一场战争之中的可能性。”   在政策圈里,爱里森这个名字即使对中国人来说也不应当陌生。他是美国国家安全和防务政策问题专家,其研究专注于核武、恐怖主义和决策,在克林顿政府期间担任国防部助理部长,现在是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主任。1971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使他名声大噪,这本书至今仍然是国际关系学者的必读书。后来又出版了《核恐怖主义:对灾难的终极预防》和《李光耀:大师对中国、美国和世界的洞见》。   近年来,有鉴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及两国之间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爱里森在哈佛倡设了“修昔底德陷阱项目”,意在考察历史上历次因为权力在大国之间转移而引发的重大战争,分析中美两国之间战争的可能性,同时也探讨如何避免两国陷入这种陷阱。   这个项目成果不小,在短短一段时间里,已经在西方主流媒体里发表了数量不少的相关文章。在很大程度上说,“修昔底德陷阱”逐渐成为西方论述中美关系的主流,意在为美国对华现实主义政策,提供有力的历史和经验证据。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命题从何而来?这一命题是由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在阐述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时提出来的。故事是这样的:到公元前5世纪,海洋国家雅典已经崛起成为古希腊文明的中心,其在各方面创造的成就前所未有。但雅典的崛起导致了另一个陆地国家斯巴达的深刻恐惧。尽管斯巴达已经主导古希腊一个世纪,但对雅典崛起的这种恐惧,促使斯巴达做出各种努力来回应雅典的崛起。   这就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展开了一场威胁与反威胁的竞争,竞争导致对立,导致各自同盟的形成,最后导致了两国之间的战争。在长达30年的战争后,最终双方都衰落了。修昔底德终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所造成的恐惧。”   爱里森和其团队所做的,就是用修昔底德的这一论说,来解释历史上发生的大国权力转移所导致的战争。根据他们的统计,在过去的500年间,在一共16次世界权力大转移过程中,有12次发生了战争。   不能回避的问题   “修昔底德陷阱”也必然会发生在中美两国关系中吗?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既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没有回避它。中国要避免这个被视为是“宿命”的“陷阱”,就要找到替代途径。那就是要在两国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修昔底德陷阱”存在了数千年,但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概念,到近年才流行开来。尽管不知道爱里森再次强调“修昔底德陷阱”,是不是针对中国提出来的“新型大国关系”,但两个概念在近年同时流行开来,有成为国际关系“显学”的趋势。   我们不知道习近平和奥巴马在会谈中,是否讨论了爱里森所提出有关中美冲突的问题,但怀抱“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习近平明确地说,他的美国之行是为了和平和合作,而不是为了冲突和战争。习近平在前些年已经开始论述中美两国如何通过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次美国之行再次明确强调了这一理念。在美国西雅图欢迎晚宴上的演讲中,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习近平的这番讲话非常像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建构主义”——在中美关系中,如果“修昔底德陷阱”被建构起来,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主流话语,这一话语真有可能成为现实。   事实上也如此。尽管美国学者对“修昔底德陷阱”所做的研究,更多的是经验性研究,但显然隐含着规范层面的意义,即把战争视为“宿命”。更为要紧的是,美国学者在建构过程中持有鲜明立场,那就是他们假定冲突更多的是因为中国的作为所引起的。爱里森的“修昔底德陷阱项目”明确地说:“中国的崛起挑战着美国今天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和未来在世界的主导地位”,构成了今天的“修昔底德陷阱”。   可以说,“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国际关系的一个既古老又新近的版本。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结构。在这个结构下,因为没有超主权国家的政府,主权国家的自私行为必然导致战争。而导致主权国家行为变化的主导因素,就是该国家的实际能力的变化。因此,不管中国领导人的主观意图如何,随着中国实际能力的增强,中国必然会被认为是要挑战现存美国霸权。   在今天美国政策圈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述中,和修昔底德对雅典和斯巴达的论述已经相去甚远。修昔底德强调的是雅典和斯巴达的互动,“一个巴掌拍不响”,“陷阱”便是两边互动的结果。不过,在今天美国的“修昔底德陷阱”论述中,更多的是单边地指责中国,而忽视了美国自身的行为。美国人忽视了自身相对衰落过程中对中国的过分“恐惧”,把中国所做的一切,视为是对美国的挑战,因此,其种种外交行为例如“重返亚洲”和强化同盟中,似乎把中国视为了美国的敌人。   诸多重要元素   就美国对中国行为的误解,中国必须解释;对美国针对中国的行为,中国更应当理性对待。但是,对中国来说,最为关键的是在和美国的互动过程中,通过确立“新型大国关系”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并不容易。诚如爱里森和其团队的研究所显示的,在大国关系中,冲突往往是常态,和平则是非常态。不过,为了和平,不管有多么困难,中国必须追求这个哪怕是机会很小的“非常态”。实际上,从目前情况来说,中国所追求的“非常态”更有可能成为中美关系之间的常态。尽管仍然在建构过程之中,但迄今为止,习近平的“新型大国关系”已经体现出诸多重要元素。   第一,领袖之间的直接外交。中美领袖之间已经大大超越了美苏冷战时代的隔空传话和叫骂方式,而是直接的接触和长时间的对话。习近平和奥巴马之间已经多次进行了长时间的不设议题的对话。现代多元利益社会经常有多元的外交声音。美国没有抽象的“中国政策”,中国也同样没有抽象的“美国政策”。   一国对另一国的外交政策的形成,与其说是对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反应,不如说是国内各种不同利益互动和较量的结果。尽管各个主权国家都会在国际舞台上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追求的方式有所不同。一些方式导致冲突,另一些方式则促成和平。在具有多元利益和声音的情况下,领袖外交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至少可以促成国家的重大外交政策,避免受各种杂音的影响,从而避免重大的战略误判。   第二,替代话语的塑造。在美国建构“修昔底德陷阱”等国际话语的时候,中国在尽最大的努力,构建自己的替代话语,即“新型大国关系”。尽管美国在开始时对中国所提出的这一概念并没有那么在意,但今天也在逐渐接受这个概念。至少,这一概念让美国决策者和社会意识到,中美关系并非如往日美苏关系那样简单,而是一对非常复杂且是超越双边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已经成为中美两国高层的共识。   第三,多层面双边关系的构建。今天的中美关系至少在三个层面在同时构建。在最低层面,双方要预防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因此就危机管控、网络安全等设立高层热线电话或者直接对话机制。但这些只是防御性的,也发生在过去的美苏关系中。这些很重要,但必须超越。在中间层面,双边强调的共同利益的发展和扩张,表现在包括经贸、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在国际层面,在核不扩散、环境和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方面追求共同利益。   第四,单方面的自我克制。例如,在美国强化同盟对付中国的时候,中国主动克制自己不去结盟。历史地看,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发生在两个同盟之间。这也是修昔底德所观察到的:“双方都极尽全力来备战;同时我看到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即使那些目前还没有参战的国家,也正在准备参战。”   相反,今天的中国强调的是“战略伙伴关系”而非同盟关系。两者的区别在于“战略伙伴关系”强调的是针对大家都面临的危机、挑战和问题,例如恐怖主义、气候变迁和非法移民等等;同盟则往往是针对“第三国”,即“共同的敌人”。这么多年来,即使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中国领导层也没有把美国视为“敌人”。这种意识的建构,有效地反应在中国的对美外交之中。   第五,防卫能力的培养。中国并不会天真到完全忽视战争可能性的程度。近代的历史告诉中国,落后就要挨打,贫弱就要受欺负。中国因此随着经济的崛起而强化国防建设。但是,中国军事的崛起并不是要去挑战现存强国的军事,而是在防卫和遏制他国挑战自己的基础之上,承担区域和国际责任。从大趋势说,尽管中美两国今天的军事合作仍然有限,但从维持全球秩序的需求来看,两国军事合作的空间在变得越来越大。中国军事能力的强化,反而会促成这种合作的可能性。   第六,开放式的崛起。尽管人们怀疑国家之间的互相依赖,是否可以取代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有一点人们是有共识的:国家间的互相依赖能够减少国家间战争的可能性,甚至遏止战争。中国坚持开放式的崛起,使得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天中美两国之间紧密经贸关系使得双方很难把对方视为真正的“敌人”。随着中国“丝绸之路”的实施,中国的开放性会越来越大,促成中国和其他国家利益的互相包容。   不管如何,中美两国关系关乎世界的和平与战争。无论花多大的代价,中国必须找到一条新的和平道路。毕竟在历史上的16次权力转型过程中,有四次是和平的。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大国悲剧的宿命,所需要的是具有信心的持之以恒。

  中国社会科学报9月22日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在敌后战场开展并领导了抗日游击战,为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当前的一些历史评价却置事实于不顾,或大肆渲染国民党的抗战功绩,或极力否定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都无益于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客观认识和评判。笔者从国共抗日游击战的比较入手,还原敌后抗日战场的历史事实。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并不是如一些史书所言的“小打小闹”、“游而不击”、“专袭友军”,而是在抗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游击战不只是战术问题,还是战略问题,这是由中日两国国情决定的。共产党在敌后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北起白山黑水,南至椰林海屿,游击队驰骋敌后战场,上演了反侵略战争史上雄壮的一幕。二是敌后抗日游击战实现了对敌军的有效打击。例如,严重破坏了敌军的交通运输、通讯联络与仓储战备等基础设施。同时还发挥了游击战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优势,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些敌后游击战,不仅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减轻了正面战场压力,还在战略相持阶段,担负起了抗击日军的主要任务,从而使敌后战场成为抗日主战场。   经过数年艰苦斗争,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成绩辉煌,对夺取抗战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国民党的敌后抗日游击战则经历了从兴起、发展到衰落的全过程,除了少数几块根据地外,其余大都丧失掉了。那么,同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为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呢?   首先,国共两党对游击战重视程度不同。国民党只从战术上理解游击战,始终把游击战作为正规战的辅助手段,实战中以阵地战为主,配合运动战,辅之以游击战。由于对游击战总体上重视不够,加之后来为了“限共”,将注意力逐渐从攻日转向反共,就使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以有很大成效。而共产党始终将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加以考察与实施,制定了一整套的游击战略战术,成效卓著。   其次,国共两党运用的游击战术不同。国民党过分强调与正面战场配合,忽视了敌后部队独立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性。在对日进攻时注重扩大规模,搞了许多声势大且收获小的“攻势”,消耗了自身实力。在反“扫荡”时又采取分兵把口、节节抗击和大兵团作战的打法,使游击战趋于正规化,以致损失惨重。相比之下,共产党在总结红军游击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抗日游击战战术原则,从而使敌后人民武装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   再次,国共两党游击战与民众结合程度不同。国民党敌后游击军不仅未能充分发动民众,反而横征暴敛,搜刮民财,以至于被百姓指责“以游击为名,抢劫是实”,“抗敌不足,殃民有余”,逐渐失掉了民心。加上国民党内部不和以及抗战意志不坚定,大量军队投敌伪化,直接导致其敌后根据地的丧失。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创造性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以地方军与群众相结合的游击战纠缠、困扰和消耗敌人,又以主力军反复穿插寻机歼敌,打破敌之纵深包围,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威力。   从根本上说,国共两党分别采取了依靠政府为主导与动员人民为主导的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具体到敌后游击战上,即分别确立了依靠正规部队与依靠人民群众两种不同的原则,于是导致了不同的结局。一直以来,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因“游而不击”而“坐大”的言论是不合事实的。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军,自身的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生存环境又极其恶劣,共产党何以能“坐大”?若是“游而不击”,又如何对付日军的“铁壁合围,纵横扫荡”与“治安战”,如何在艰苦条件下建立起庞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侵华日军的后方变成又一个前线?轻视与藐视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的作用,贬低甚至抹黑解放区战场,都是对为保卫国家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游击战士的不恭,也是对所有在沦陷区坚持抗战的同胞的不恭,更是对历史的一种亵渎。   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把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不仅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还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末民初”现在常常作为一个特殊时段出现在各类研究中,它是如何成立的?

瞿骏:我以前用“清末民初”不过是为了方便包纳我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但“清末民初”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立确实需要认真面对。我想这个提法可以成立的最重要一点是:它有助于我们谨慎处理1911年革命的断裂性。1911年革命建立共和政体,推翻帝制,当然是几千年才出现的“巨变”。但对这一“巨变”至少要放在“清末民初”二十余年的时间里看方能有一些真切的了解(当然若能前后再多看若干年一定更好)。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梁启超等塑造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共和这样的政体进化论,这种政体进化论在既有研究的预设中依然占据上风。由此,共和政体在种种历史叙述中具有天然的优先性与正当性,这经常使我们不能持平而论从帝制到共和的嬗变,同时又太过注意从帝制到共和的嬗变。

前一点导致我们对清廷“倒行逆施”的程度常得不到一个有分寸的解说。比如清廷立宪不得真义好像已是个定论,其实立宪之真义为何?不要说太后、皇帝与满洲亲贵,即使当时中国看似最了解西方的读书人恐怕也不能弄得清楚明白。他们的脑海是各种舶来新思想观念的“跑马场”,同时混乱、纷杂、片段的新思想观念又是他们逢迎顺取的好用工具。像从来最遭诟病的皇族内阁,这种设置“本清廷旧制所不容”,但“立宪党以日本尊崇皇族之例相推,一转而使执持政柄”;“亲贵用事,实立宪党为之厉阶”;“满人敢于为此,实归国留学生为朝官者有以教之耳”。所以多有人认为清政之弊滥觞于戊戌、蔓延于庚子之后,这种“弊”并不是说清廷没有政体进化意义上的改革和立宪,而说的是“纵令宪政优于专制,而主张立宪之人其实不如主张专制之人”。清末十年多的是少年新进和少年倖进,这些人“既非顽固,又非革新,不过是走旗门混官职而已”,因此清廷最后几年的朝堂上“有官而无士”。可是在政体进化的眼光之下,这些人大概不少在今日被称为“改革志士”与“宪政先驱”。

之后清廷的倒掉和“共和”的实现正多得自于这些志士与先驱的推力。于是他们的头衔又多了一个——“共和元勋”。政体之进化不会使这批“共和元勋”在革命后变成另一种人,民初“政界之泯纷贪黩,又甚于清世”。不过这代表1911年革命的“不彻底”吗?一场推翻了两千年帝制的革命恐怕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之为“不彻底”,但进化之眼光的确经常让我们忽略推中国入“共和”之人很多时候是在“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

后一点则导致了很多问题其实有各种复杂的面相,不能完全纳入帝制-共和之变的框架中,但其复杂性常常被我们的“共和眼光”简单化。比如目前对共和国民的“民权”问题,多注意法条文字中的“国家政事必得国民的同意,所以无事不求国民利益”、“尊重人权,人人都受法律保护”等条款。这些若只在帝制-共和嬗变的眼光中去观察,恐怕只能去问:何以这样的“好事”只存于文字之中,而未能真正实现?但若不局限于“共和虽已实现,民权却未落到实处”这一角度,我们会发现其实还有更多地方可以去提问。

一个是“民之所望在实利,不在空权”。民生之实现大概是最低限度的民权,但亦是最重要的民权。但尴尬在于当清末读书人将国家与君王两分,复数却合一的“国民”被推到国家之主人的位置后,“君贵民”就无从谈起,同时由富强目标指引的“重社稷”又指引国民必先要“贵国”然后时时“贵国”,由此国民又难得“自贵”,遂让民生一题早在进入“共和”前就已被严重忽视,进入“共和”后也未得到大的改善。

与“民生”相联系的第二个面相为:在不少由清入民国之人物的观察里,“共和”之前中国并不缺少与欧美宪政类似的精神和由此种精神衍生出的“民权”。这一点钱穆多有阐发,比钱穆说得更早的是吕思勉、李大钊。吕思勉就指出“儒家虽崇君权,而发挥民权之义亦甚切”。李大钊则说:“(在中国)平民政治之精神,实亘数千百年巍然独存,听讼征租外,未闻有所干涉,谚曰‘天高皇帝远’,斯言实含有自由晏乐之趣味。即其间胡元、满清,相继篡夺,而中原民物之安平,未敢稍有所侵扰,安享既久,实效与宪典相侔。”

但这种“实效与宪典相侔”的局面却在清廷真的“仿行宪政”后开始被破坏。为“植立宪之基”,省设咨议局、府厅州县办地方自治。数年间,省咨议局林立,府县议会多有、镇乡公所遍设,这种现象当然可以目之为中国人“政治参与”的扩张和爆炸,但必须注意到同时这亦意味着中国固有“政治参与”空间的压抑、缩小和消失。从省一级来说,此种政治设置虽看似为“地方分权”,但其实是“咨议局弄权”,再到民国的“督军拥权”。立宪理想家欲以“分权”破“专制”,但实际上是各省变成了一个个“小专制国”,且正因其“小”,则其行“专制”较之以往更为方便、通达和辣手。因为“夫贵擅于一人,故百姓病之者寡”,而一旦每个省内都“贵擅于一人”,则“前此自由晏乐之恢余,渐为强权所侵逼,斯民遂无安枕日矣”!从府厅州县来说,士绅耆宿几百年间都是通过乡里宗族行地方之公益,办地方之“公事”,“自治”状态本地方所固有。钱基博就指出:“(清末)自治制未颁行,而地方则已自治矣,不以此而加自治也。殆(民国)三年政府停办地方自治,而无锡地方一仍其自治之习惯自治之,亦未尝以之不自治也。新会梁启超为人论地方自治,至以无锡与南通骈举为模范县。此则邦人君子之勤劳地方有以致之,与制度无与也。”

钱基博这段话正说明专制时代“自治”本就有之,共和时代“自治”依然有其顽强的生命力;未明说的是:清末由政府强推的“自治制”反倒可能是对固有“自治”的妨害和摧折,同时“自治制”本身既能被政府所强推,但短短几年又能被政府斩断,既如此又何能谓之“自治”?而且在清末民初的几年间,地方上不少人由原来的“乡里贤能”、“公正大夫”一变为县以下叠床架屋之新行政机构之主脑。这种转变对地方“公益”、“公事”的变迁,士绅耆宿的形象口碑都有长久的负面影响。

由此我常想大概我们现在需要暂时搁置,至少是调整一下“共和眼光”,不妨将北京政府看做一个继清而起的朝代,如此则对撰修清史、北京政府之权力结构、地方政治之转型等问题能有更多别样的发现。

对读书人来说,1905年废除科举是命运攸关的大事,相关研究也很多,您怎么看?

瞿骏:从后见之明看,1905年立停科举对中国读书人的影响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但需要注意1895年后中国发生的各种变化太多且太快。从空间上说,各地纷起变化,但在同一时间里此地已在寻求“西政”之变,但彼地或刚开始仿造“西器”之变。从时间上说,前一个大变化经常未过几年就被后一个大变化所覆盖,导致前一个变化虽大却近消失不见,科举就是如此!

1901年8月,清廷颁上谕宣布科举改制。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三场试四书五经义。且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此后四年间的两次乡试和两次会试,都是按照新章程来考士子。

这次科举改制正是一个被“科举立停”所覆盖,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巨幅变化。余英时曾指出:科举以“圣典”(四书五经)为基础文本,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客观标准,作为“造士”和“取士”的依据。但对“圣典”的解释又是多元的,不可能统一于任何“一家之言”,因此科举制度在实际运作中有一种自我调适的机能,使钦定“正学”不致与科场以外学术与思想的动态处于互相隔绝的状态。

从余英时的洞见出发,我们会看到传统时代科举制不是完全没有“弹性”,但1901年的变化之大在于原来造成科举制度“弹性”的变量大致是单一的,主要来自于考官,现在一转而为多个因素在同时变化,且多是在无奈地应变而变。在多个变化里最要命的是,本应为不变之客观标准的基础文本突然膨胀到了边界在何处都不知道的地步。考官由此进退失据,考生也彷徨失措,围绕考试的各种生意则利用边界的模糊揣摩风气,浑水摸鱼。这一过程一方面催逼了科举的立停,同时又让历史有不少诡论性的发展。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