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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能被那些我们不依恋的人所抱持,我们的嵌入关系是一种关乎社会存在的关系

时间:2020-01-01 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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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嵌入

第5章 激情体验

第4章 依恋

她是一个仅有的像弗兰基的人。她是一个总是说“我”的人,散步做事都是为了她自己。而其他所有人都是说我们如何如何,只有她是例外。当波恩尼斯说到我们的时候,她想的就是宝贝和老大,乡间小屋或者教堂。而她父亲所说的我们则被束之高阁。俱乐部的所有会员都拥有一个可以归属并且能够谈论的我们的概念。部队里的士兵们也说我们。即便是连环团伙犯罪分子也有我们这个概念。但是老迈的弗兰基就没有我们这种概念。

一个人的身体对另一个人身体的绝对渴望及其不可替代性,是生命的重大难解之谜之一。

这些结,即使轻如空气,也如钢铁的连接一般坚固。

——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

——爱丽丝·默多克.《黑王子》

——Edmund Burke于1775年3月22日在与美国进行的和谈上的演说

嵌入就像抱持和依恋一样,是沉寂的一面多于活跃和多事的一面的。嵌入是形成自我个性的框架标准,是我们定义我们自己的背景,也是我们虽在其中却和而不同的“同呼吸共命运”。嵌入是关于个体关于群体生活的话题。

        关系在激情中所扮演的就是唤醒与结合的故事。激情是具有重要地位的现象。不像依恋感那种静谧的亲密无间或者支持的那种看不见的力量,激情的关注中心在于:喧嚣与急切。激情会持续一种高强度的体验——这种体验蕴藏着激情,并且需要我们的注意力。激情的主题和情欲的唤醒可以从大多数人的生活故事中听到,有时候很明显,有时是以对比的形式,有时则几乎听不到。

依恋与抱持有关,但又有所不同1。在依恋中,我们“坚持前行”并因此感觉不是那么孤独。我们能依恋那些不抱持我们的人,我们也能被那些我们不依恋的人所抱持。婴儿的抱持感远早于依恋感,因为依恋系统的出现更晚一些。虽然在童年早期,联系的这两条线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但在成人关系中他们就分开了。依恋和抱持两者都是很关键的。抱持的对立面是坠落,依恋的对立面是孤独(或丧失)。处于孤独之中,就像坠落一样,是令人害怕的体验。

温尼科特(1965)试图措辞说明自我与他人的固有矛盾。他说,只有当我们拥有掌控有他人相伴而孤独的能力之时,我们才能够忍受形单影只。这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在关系中足够安全可以让我们忘记他人的存在的时候,而这个人无论如何是永远在那儿的,我们才可以独行其是。我们的嵌入关系是一种关乎社会存在的关系,这种关系将我们和所有那些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他们的存在造就了我们存在的意义的人们联系起来。

5.1精神分析与激情体验

如果说抱持是发生在臂弯之中的,那么依恋就是发生在接触、眼神、声音(简而言之,就是发生在亲近感)之中的。依恋存在于情感联结的体验之中——如果需要的话,空间距离是可以被超越的感觉,也就是说,尽管存在空间距离,但还是在一起。当我们依恋上某个人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打电话就可以找到他,并且他也愿意回应我们。

9.1社会背景

        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所有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归根到底都是“情欲”。我们出于生物的需要而唤醒对他人的兴趣(尽管这种联系可能没有被意识到或体验到)。唤醒的结果作为一种有力的生物驱力去寻求快感。换言之,我们需要通过他人满足我们自身基本的驱力。在这一话题上,弗洛伊德的观点是相当极端的:我们需要他人,仅仅是因为这些强有力的驱力。弗洛伊德称这些快感寻求的需要为“力比多”,同时他的多数理论都是立足于解释这些需要如何变化以及如何在我们的一生中被修通的。从这一优势观点出发,母亲作为抚养者和挫伤者而重要,父亲则是作为可以约束本能冲动的权威力量而重要。父母双方作为早期的基本的爱的目标是很重要的——这里的目标,是指人的基本情欲(性欲)。但是,当然这一目标又是不可能达到的。

依恋是随着时间成长起来的:一个人不可能“一下子”就依恋上某个人。回应的一致性导致了对能够持续获得某人的期望。特定依恋对象如果反复不可获得,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不能再依恋他们了;在联系中,他们可能提供给我们其他的东西,但不是可预期的回应性所带来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是依恋的基础。

在定义所有关系类型的背景的过程中,我们在社会背景中的嵌入限定并赋予了我们所有其他关系以意义。嵌入是其他关系赖以成长的土壤。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联系总是存在于一个有意义的文化背景之中,这种文化背景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同时也是诠释我们经验的大辞典。举例来说,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所以意味深长,只在于到底是一个蒙塔古家族的人还是卡普莱特家族的人的必然性程度。嵌入关系到重要且严肃的人际契约;它可能(也可能不)牵扯到情感或者敬重。

很多精神分析式的谈话都会贯注于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释,在这一情结中,情绪高昂的欲望、紧张的对峙以及蓄意的仇恨的机制都展现在家庭三角当中。性欲的早期体验被推定为俄狄浦斯期,而随后的体验则是这幕早期激情剧本的再现。俄狄浦斯困境就定义而言还没充分解决,因此它会一再上演。

被抱持是被动的,而依恋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为了降低焦虑而主动依恋某个人(或者是实际上或者是象征性的)。依恋和与之相伴随的情感是一种最深刻的人类体验。尽管激情和关心变化无常,尽管生命中充满运气和变迁盛衰,依恋仍然是我们情有所属的感觉。

布伯从人们“热心于”和另一人在一起这方面来探讨了上述现象。

因为从最早的在一个不可能的环境中发生的激情体验之后,大量的挫折就会接踵而至,所以人格发展的扭曲在所难免。精神分析式的询问基本上聚焦于理解和扭转受挫的情欲愿望——为社会需求所压抑和扭转而形成症状、性错乱、性格病态或者其他情感紊乱的形式。

4.1依恋的实质

热心于在一起只意味着每一个个体的存在都被包容在一个群体存在之中。这意味着,在群体内的组员之间不存在任何种类的私人联系。他们实际上都会感到他们自己有共同的归属,这个可以这么讲,这种归属从根本上而言不同于任何一种与群体外某个人可能的归属感。而且,不断支持这种个人关系诞生的契约确实出现了,尤其是在那些较小的群体当中;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契约也带来了更多的麻烦。不过无论怎么讲,在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关系必然要牵涉一个成员与另一个成员之间存在性的关联[1965,P.72]。

基于生物学的假定,精神分析认为性兴奋以其多样的形式(口欲期、肛欲期和生殖器欲期)作为在不同人际关系中的交换形式。精神病理学的能量模型假定所有的能量基于性驱力——也就是一种性欲的快感寻求。这是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禁忌,用来阻止那些原始的冲动。因此,关系的多数形式都是本能与挫折、欲望和防御机制之间妥协的结果。我们的人际依恋感是我们在他人身上由驱力所控制的投入的升华形式。

依恋领域最重要的一位理论家鲍比用精神分析的观点开始了他的研究,他把成人对舒适感和关心的追求还原为退行性的依赖需求。在鲍比的观点中(1969,1973,1980,1988),依恋是基本的、天生的需求,如同对食物和性的需求一样根源于人类的生物性。依恋满足人类行为学和进化论上对保护的需求,并通过维持与依恋对象的亲近和可到达性的行为表达出来。根植于这一对接近性的生物性需求,依恋是初级的需求。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依恋系统横贯发展道路,对亲近、安全感、舒适感和关心的需求的表达是成人依恋需求的表达,而不是退行到婴儿行为模式上。

反而正是集体本身“帮助他们脱离了孤独以及对世界和丧失的恐惧”。

作为一种关于无意识和内部信息(而非表面现象的和可观察到的)的理论,精神分析针对那些异常的或者反常的事情比对那些常规的事情会有大得多的解释效力。但是我们已经从广泛的理论积淀中得出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关于成熟的模型:弗洛伊德认为,发展的成功标记就是成年人生殖力的获得。弗洛伊德试图以此说明与另一个异性成年人之间成功建立二人关系且获得性满足是可能的,且是相互的。形成这样一种关系中的困难是那些源自早年没有解决的冲突,这些冲突导致欲望的贪婪乃至欲壑难填、嫉妒、沮丧,或者被怀疑和对生殖器劣等性(genitalin feriority)的感觉所压倒。对于较早发展阶段的快感的恋恋不舍可能导致成年人的爱“不成熟”或者导致性表达能力的缺失,如性无能或者性不应。

我们的临床经验也倾向于支持鲍比的观点,在依恋关系的形成、维持、中断和更新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强烈的情感。一条维持起来毫无困难的纽带会被体验成安全感的来源,纽带的更新会被体验成快乐的来源。在鲍比的观点中,情绪的很多精神病理的原因在于情感纽带的精神病理。

埃里克森(1968)的同一性概念通过使自我和社会同步成为彼此的一部分来努力解决个体融入社会的问题。我们被嵌入进我们的文化,而文化反过来也被嵌入到我们自身里面。这种嵌入创造了关于同一性的意义,如果这种嵌入和我们自身整合得稳定良好,那我们就会对这种嵌入身在其中,却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我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与这个世界紧密相连,我们就在这个世界“里面”,而这个世界也存在于我们自身“当中”。我们拥有一个社会性基础的柄居之地,从那里我们可以(和他人一起)体验这个世界。

正如英国精神分析学家米歇尔·巴林特(Michael Balint,1953)所指出,从精神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成熟的爱是什么,并更多地了解到成熟的爱不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压抑与合适伴侣之间的性融合能力的创伤和冲突,已经有了一些真实的理解。我们也更多了解到关于过度的愧疚感和抑制能够干扰我们在关系中驱力满足的体验的方式。但是,我们要在精神分析法的元心理学范畴内描述一个“健康的”非理想化的成年人的异性恋关系是困难重重的。尽管精神分析对于驱力满足有着相当明确的表述,但是相对而言还是很少谈到爱。尽管如此,它还是假设爱是伴随驱力的很好满足而自然出现的。

依恋必须需要的是黏附,胜于对吸吮或口腔需求的满足(如同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提到的一样)的需求。哈瑞·哈洛(Harry Harlow,1974)很形象地展示了系统发生学中存在的这一基本需求。在哈洛的实验中,用布或者金属做成的代理母亲来喂养猴子,猴子更喜欢布“妈妈”,而与哪一个提供牛奶无关。希望通过黏附来获取舒适感的需求要比被喂养的需求更引人注意。婴儿一旦能够区分周围环境中那些他能够接触到的人,找到一个依恋对象的必要性就变得很急迫了。

身为社会化的生灵,我们需要寻找到一个有社会背景的地方,去加入一种文化,使我们的个体经验和不断发展的人类叙事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学习语言这第一种嵌入行为时,我们就将我们心理状态的表达和此前就存在的共性问题联结起来。当我们学会管一匹马叫“马”的时候(而不是那种符合我们自己创造发挥的其他说法),我们就开始进入社会生活了(Stern,1985;Vygotsky,1986)。我们如何讲话,甚至此后的如何沟通,都是我们与文化相联结的标志。从一个广泛意义而言,我们的语言显示了我们在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国家的嵌入,而我们带着口音的语言就可以帮着识别出我们的社会阶层或者我们的原住地,而我们对于词汇的选择也会将我们与不同的亚群体联系起来。我们的“谈吐”是与我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相关的。(当我们说“他说的是我的语言”的时候,嵌入也可以与共同性联系起来。这种表达似乎意味着在我们的嵌入过程中分享了足够的相似性去为共同性建立基础性的工作。)

尽管精神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男性的激情体验,而硬要谈到女性则只会令人糊涂。俄狄浦斯现象在男性身上会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女性身上,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性(甚至它的真实存在性)都是置于严肃的怀疑当中的(Simon,1991)。作为激情体验核心的唤醒,在男性身上更多的是基于生理性,而在女性身上则体现出更强的情感性的优势地位。男人要达到激情的爱需要通过性,而女性要拥有性的激情则需要凭借爱。因此,以驱力作为开端的关于激情的故事中,男人的故事要比女人的故事多得多。

从婴儿早期开始,婴儿就能够根据气味和声音识别出依恋对象(通常是母亲)。在生命第一年的下半年,如果把婴儿交给另一个人照顾的话,婴儿就会抗议。在这个时候,婴儿具有了勾画依恋对象、作比较和反抗不熟悉的人的认知能力。

为一个社会网络所嵌入就是感到被吸纳,分享特色,成为一个样子,同时要放弃一些个性化的东西以便于相互之间的联系。要把自己嵌入进去,我们必须要学会除语言之外的社会习俗惯例,如风俗、道德、举止等。我们要掌握这些,使我们的行为举止符合我们所在群体的需要。

因为在这个领域如此之多的事情都是无意识的,也就难怪我们相对很少在人们体验的现象学中听说纯粹的驱力满足了。这一点在青少年关系的报告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初次与作为性存在的自身达成妥协和针对他人的性探索的需求。

鲍比认为,依恋是由一个控制系统来组织的,这个控制系统通过交流来调节与依恋对象之间的距离。当处于沮丧或痛苦状态的时候,婴儿最强烈地需要与依恋对象亲近。当关系的延续受到威胁的时候,对于依恋的焦虑感最为强烈。

如果我们没有被嵌入,就会冒被隔离或者排斥的危险。一旦被社会所隔离,我们就无处立足;我们将不再归属干哪一个群体。我们可以拥有激情或者依恋,但是没有了嵌入,我们将无生存立足之地。加缪(Camus)的小说《异乡人》(Stranger,又译《局外人》)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在社会中漫无目的的感受,这种状态是与嵌入完全对立的。

然而,纯粹的生殖器性欲,作为精神分析学说的理想,其实是一种隐喻的小说。巴林特(1953)指出,在动物身上这一点是最为普通不过的。但是在我看来,作为关系的一种形式,在人类身上这一点还没真正被认可。举例来说,当男性比较坦率的时候,他们偶尔也会承认害怕这样一种景象,即他们与那些只是偶然与其有性关系的女性谈话。在电影《当哈利遇到莎莉》(When Harry Met Saliy),哈利说:“你做爱,当你做完的那一刻你知道白己脑子在想什么吗?我要在这里抱着她躺多久才能起来回家?30秒够吗?”在得到满足之后,女性就没有更多的兴趣了。在这里,性欲完全是基于生殖器的,但是这在人际中很少见。

4.2幼童的依恋

一旦一个人属于某个群体了,他(或她)只不过是毫无戏剧性的和谐融入而已。安徒生关于丑小鸭的寓言故事就是说明显反常的事物也可能在其他某个地方栖居藏匿而不显山露水。在一群鸭子当中,天鹅就是被诽谤和排斥的对象。然而当和其他天鹅在一起的时候,它就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时,从现象学的意义来看,所谓嵌入就是成为夹杂在其他天鹅中的另一只天鹅。

基于生殖器的爱与基于生殖器的性欲不同,它是掺和着温柔、亲密和依恋的性欲,因此性体验发生在其他的相关因素当中。在相关的现象学中目前最为清楚的就是对达成“联盟”或者共同体的愿望的表达,而这正是性体验的完美表达。

虽然鲍比反复强调依恋行为贯穿于人的整个一生中,在成年期和老年期的重要性如同在儿童期的重要性一样,但依恋的研究还是在年幼的儿童中最容易进行2。首先,依恋行为在生命早期更容易观察。当儿童焦虑的时候,他们会从身体上寻求一个依恋对象,这一点可以通过实验室的实验观察到。

希望有所归属但是还没有做到的个体有一种强烈的渴望的感觉,同时也会感到自己被搁置在与时俱进的人类生活进程之外。我的治疗小组中有一位叫莱娜的聪明风趣而又富有主见的组员就曾说过:“我从来不属于任何地方。”只有在这个小组中她才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真的是一个成员,她在治疗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某个地方体验了成员关系。

5.2触摸与结合

鲍比的同事玛丽·安因斯沃斯设计了“陌生情境测验”作为一种研究年幼儿童的依恋行为的方法(Ainsworth,Blehar,Walters and Wall,1978)。3临时把儿童从母亲身边带走,放在一个游戏室里。然后仔细观察儿童再次见到母亲后的反应(并区分出安全型、焦虑—矛盾型或焦虑—回避型)。安全型的儿童反对母亲的缺位,但依然确信母亲会回到他们身边,当母亲回来的时候,他们会非常兴奋地冲向母亲。焦虑—矛盾型的儿童对母亲的回应性和可获性感到不确定,当再次见到母亲的时候,他们对待母亲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他们非常生气地靠近母亲,抗拒她伸开双手朝向他們的努力,内心渴望亲近的愿望和对亲近感的愤怒抵抗之间开始了无休止的斗争。焦虑—回避型的儿童对母亲的回应没有信心,并不寻找母亲,当母亲回来的时候也不问候母亲。他们似乎努力着不需要母亲。这些依恋的模式能够预期6岁的行为(Main and Cassidy,1988),显示了儿童早期依恋体验的稳定性。

这种渴望归属的感觉是有别于依恋、抱持、确认以及联系的其他维度的。它的目标在于架设起自我和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的联结。因为有自我的相互依赖和提供共同定义的社会环境,所以在嵌入的环境中一个人才会在他人的相伴下成为真正的他自己。

触摸是社会关系的最初形式。被抚摸或者爱抚所产生的快感是婴儿最早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将会贯彻其一生。通过搔痒、摩擦和轻轻拍打,婴儿会体验到愉快的皮肤接触,这同时也是一种情感表达。皮肤与皮肤之间的接触如此紧密,就如同我们能够抹去我们之间的生理界限,使我们爱上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并赋予其价值。

在回应性和可获性方面,儿童逐渐学会期望自己如何被对待,这塑造了他在学校的行为调节,也塑造了他建立其他社会关系的方法。例如,自立自强的品质经常是在安全依恋的背景下发生的。欺凌弱小的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是那些焦虑—矛盾型儿童的行为特点。安全型儿童在情绪方面最开放:他们也会有伤心、愤怒和孤独的感受,可能因为他们基本的安全感使他们有能力处理这些感受。相反,不安全的6岁的儿童会回避表达这样的感受,通过被动性或解离来回应投射性任务(Main,Kaplan and Cassidy,1985)。

在群体生活中,被包含与个性化之间总存在着一种张力。我们需要成为所加入群体的足够的一个部分,但是又怕身在其中迷失了我们的个性。而同时,我们也怕过于个性化以至失去了与群体之间的联系。文化会对个体有所要求并对那些未加验证的个性予以压抑和制止。在这种交换过程中,它维持人们的团结一致,也为人们的行动提供规矩和措施;嵌入也可以使人们摆脱布伯所说的“丧失”状态。

当我们感到受某人或某物吸引的时候,我们基本的冲动就是去触摸他,与他建立身体联系,使用策略克服分离状态。最近,当我在美丽的暗礁中潜泳时,我发现自己身处一大群色彩明丽的鹦鹉鱼之中。被一阵欣喜所带动,我做出原始的、自发的反应,试图去拥抱它们中的一条。当然,这导致了事与愿违的结果(我本来能够理智地预料到的)把它们轰走了。如果与我们的生物学程序联系起来,就是想要抓住能带给我们快感的事物,并且希望在抓取的过程中发现快感。

4.3青少年和成人的依恋

9.2社会约束

在性接触中,触摸和亲密的接触是关系交换的要旨所在。只有在性关系中我们才被允许去自由和充分地触摸另一个人,仿佛对方的躯体就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而且,也只有在性关系中我们可以亲密地去触摸或者被触摸,把自己最私密的部分托付给另一个人,并让其接近。在性行为中,我们自己与他人的身体界限是被置之一旁的。在给予和接受触摸的过程中,给予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差别变得模糊了。触摸的感觉总是相互的。

        即使到了青少年晚期,那些安全型依恋模式的调节能力仍是最好的。通过使用一项能够将依恋模式分成同样类型的访谈,考贝克和斯奇瑞(Kobak,Sceery,1988)的结果显示,那些认为他们的父母是有爱心的且在他们遭遇沮丧事件的时候能够找到他们的学生在压力情况下最能调节他们的负性情绪。别人也会认为他们的焦虑感更低,比同龄人更有社交能力。通过对照,那些“忽略”型(也就是回避型)依恋模式的大学生感到他们的关系是疏远的、是非支持性的,并且倾向于以鲍比所称的“强迫性自立”的方式来对情境做出回应。这些人不相信他人会在那里帮助他们,与他人的关系是带有敌意且更为疏远的。焦虑—矛盾型的儿童在青少年晚期出现的团体——“先占型”团体(在Kobak和Sceery的研究中主要是女性)——对他们的依恋是最为焦虑的。他们的同伴也认为他们极度焦虑。

作为人类关系的维度之一的嵌入的重要性是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的。在相当紧密有致、控制严格的社会里,个体只拥有相对较少的个人选择与偏好的回旋余地。诸如此类的社会像控制自我表达一样控制着人们的关系,而发展也成为要么调整自我以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要么就甘冒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风险的问题。在这里,服从家族伦理或者宗教规定的群体规范对于个体而言,要比关注自我的兴趣更为重要。

性欲在大多数亲密关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因为强烈的身体快感和反应的相互交换是联系、冷漠和再生联系的相互影响中最有力的媒介因素,你我之间的空间距离就消失了,或者我们努力保持对任何一种我们所需要的距离的开放性。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显示,童年早期安全依恋的积极作用和不安全依恋的消极作用。依恋的历史也塑造了养育方式,并有可能对下一代带来深刻影响。(Main,Kaplan and Cassidy,1985)。我们“依恋的工作模式”(Bowlby,1969)根源于我们与最早期的依恋对象之间的体验,并形成一系列有关他人将如何对待我们的期望。如果在生命早期,我们有一个回应性的、可获得的依恋对象,我们更有可能在成年期也期望他人是可获得的、可预期的且对我们有回应的。(我们也更有可能对待那些依恋我们的人也是可获得的、可预期的且有回应的,但这就不是本文故事的内容了。)相反,如果我们在依恋需求上遭到拒绝或感到失望,我们就可能试图回避依恋,屏蔽掉依恋事件的意识并努力完全依靠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依恋对象不可预测(有的时候有回应,有的时候很疏离)或者,如果我们的依恋对象要求我们照顾他(她),我们也会变得对依恋感到焦虑,甚至可能被这种焦虑所缠绕,常常害怕被抛弃,总要寻找一个能在那里帮助我们的人。

19世纪的小说经常把重点放在努力实现符合(社会所规定的)“美德”风尚的人际关系上。小说情节的张力一般取材于个体的人格与看上去无法避免的社会限制之间的冲突碰撞。例如,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1876]1967),小说中的角色持续不断地与由血统决定的社会地位相抗争,以期改变他们人际关系的命运。格温杜琳就是一位“穷且益坚”的颇有天赋的年轻女子,她通过婚姻改变了她的社会地位,以她的魅力和天赋为代价换取了财富。然后,她这新颖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尽量去忍受一个对她无情无义的、就好像是购买了她因而拥有对她的控制权的丈夫。而德龙达是奋力拼搏以达到“适者”生存。与德龙达在一起格温杜琳则感受到了一种共情的契合,但是他俩却没有社会所许可的联系。作为由一名友善的英国乡绅所抚养成人的孤儿,德龙达感到如果不知道自己出身的话,他的生活将是不完整的。一旦他发现自己的生身父母是犹太人的时候,他的生活的全部定位就都随之而变了,重组他自己和他的依恋感,以便去满足他感知到的应对这另一个个人栖身的社会环境所应尽的义务。我们对于他人的社会意义就能够变成我们自己人生故事的核心线索。除了依恋与共同性之外,归属感可能是我们生活的基本的共同点。

关于触摸的话题正因为其与身体界限的关联而成为爱侣之间冲突频繁的缘由。客观而论,发现伴侣间是谁挑起了争吵、谁在哪里并用何种方式去触摸谁,这并不罕见。例如,他想去接近她的胸部,但是她却说她不能忍受那里被触摸。她希望他为她进行口交,可是他厌恶这种亲昵方式。在性关系中,身体自身有多少可以留给他人使用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而使用也是要建立规则的。

鲍比的“依恋的工作模式”,与客体关系理论学家所说的内部客体的概念非常相像,都是描述发展中的个体在关于他(她)通过纽带或可获性能从他人那里期望什么这方面理解到的知识。但是鲍比相信这些工作模式是基于真实体验而不是幻想而发展起来的,这与内部客体不一样。儿童期的时候,他人是否是在那里且对儿童有所回应呢?父母是否使用要抛弃孩子的威胁作为规则的一种形式?

在19世纪,相比较个人感觉而言,社会地位在西方社会中作为关系基础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个性被认为是存在于社会地位之中,存在于以必须恪守的责任义务为基础的长期的承诺之中(Bellah等人,1985)。与之相对应,生活在20世纪的我们开始把情感的体验和表达作为真实自我的核心内容。这样一来,这种必须恪守的服务于价值观念、宗教事务或者社会苛责的责任与义务就被清出了我们20世纪的关系大辞典。与他人的自由交往要建立在情感体验上已经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而这却是以社会的崩溃和漫无目的为代价而获得的。嵌入作为一种地位的安全感,是由共同的超越情感体验的忠诚所带来的。

当我们能够触摸另一个人时,我们会感到孤独少了一些。在给予和接受身体的快感的时候,我们能够对另一个向我们打开心扉的人开放我们自己。在分享性高潮时,我们会有片刻的融为一体的状态,就如同广阔无垠的大海一般没有了边界的感觉。

意识到依恋的需求是基本并且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解释很多之前被错误传授的发展理论。依恋的需求贯穿我们一生,是健康的象征而不是病理性(依赖)的发展。

在那些不太严厉苛刻的社会里,我们拥有越来越自由的嵌入模式供我们任意选择。例如,我们可能生而贫困,但是仍然渴望加入高级乡村俱乐部或者有声望的专业团体。而在更具有流动性的社会里面,嵌入则成为一种同一性形成的形式:当我们与我们所加入的那群人相像时,我们就为我们的社会所认同了。成人生活的发展往往牵涉到嵌入背景的变换。中年危机经常发生从其所在群体中的分裂,并努力寻找另一个在常规的和象征性的生活方面都能与自我的各方面更为兼容的群体。像这种嵌入危机的成功解决方案就是深刻的体验到“在这儿,和这群人在一起,我有归属了。”

性欲可能是拥有最强吸引力的事物,它把一个人吸引到另一个人这里来。从青少年时代开始,搜寻性伴侣就主宰大部分人相互关系的故事。哪里有激情的寻找(并不总是如此),欲望便在哪里被体验为结合的愿望。

我们在关于青少年的理论这方面一直有些误导。青少年发展理论一直关注的是分离和自主性,健康一直是与从与“主要客体”(也就是父母)的联系中分离出来或否认这种联系相关联的(Blos,1962)。这种推理中的逻辑在于,依恋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自我探索这一青少年的显著特点。然而,恰恰相反的是,正是那些安全型的青少年在获取同一性的努力过程中最有可能胜任且具冒险精神。随着成长,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会有所变化,但依恋是持续存在的。尽管随着成长,青少年关于自我和他人的观点会发生变化,但他们努力抱持他们主要的依恋(见Salzman,1990,Grotevant and Cooper,1985;Frank,Avery and Laman,1988)。一般到了成年期,这些依恋就变得持久不变了。几乎所有我访谈过的人都说他们一生都和父母双方或其中之一保持依恋关系。那些依恋关系曾发生破裂的人,很多都说在后期重新找到父母,并且比通常依恋感更为强烈。对那些我们曾经几乎失去的事物,我们往往会更加珍惜。

在这些研究被试的关系空间里,当同一性发生改变或者丧失了重要的依恋关系的时候,嵌入就是最容易浮上意识层面的因素。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或者接受教育,要么改变价值观念,抑或是为人生定位而背井离乡,使得对于嵌入的情感发生痛苦的变迁。玛丽诉说了她25岁时的体验:“我的父母还呆在自己的出身背景里面,而我要在纽约这个离他们大概有100万英里的新世界里生活。我会每周给他们打电话,我们可以通过电话聊天,当然我也清楚他们依然是我的爸爸妈妈,但是如果我圣诞节回家,我会感到自己像是踏上另一颗行星。”长期以来,玛丽就感到困惑:到底在哪里她才最有归属感?是在北达科他州的农庄,伴着自然的旋律和动物们在一起,和家人、族人、邻居们(都带着自制的一罐罐的食物)享用着轻松随意的周日晚餐?还是在纽约这个快节奏的时尚之都,做一位正冉冉升起的、正为颂扬而感到欢欣鼓舞的设计师,在高档餐厅享用着大餐,时而是独自一人在夜半时分享用这些塑料器皿中的宴饮?

关于结合或者联合的幻想,最早的记载见于柏拉图的《会饮篇》(Plato's Symposium)。在这篇文章里,借阿里斯托芬之口讲述一个关于有着两张面孔、四条腿和两套生殖系统的完整的人的神话。宙斯对这种生物的力量感到恐怖,把它撕成两半,每一半保留下来的人都要注定在地球上流浪去寻找它的另一半。

从青少年开始,个体可能依恋父母之外的新个体(通常是与他们同龄的异性)。尽管依恋可能弥散在很多重要的他人之间,但这些关系当中的任一种都有可能重复童年早期的依恋强度。

9.3嵌入与关系的其他形式

一旦某人很幸运,能够邂逅他自身确切的另一半,情感、亲密关系与爱情就会在他体内点燃一种具有相当压倒一切之势的激情,而这样的一对根本就拒绝被分开,哪怕只有片刻工夫。人们喜欢那些可以建立终身关系的伙伴,尽管他们将会发现很难说他们自己希望从与另一个人的交往中获得什么。无人能够假定纯粹的生理上的愉悦就能够让一个人体验到与另一个人结合的强烈的快感。显而易见,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某种无法言表、只能猜测和晦涩地暗示的渴望。假设火神希费菲斯托斯(希腊神话人物)带着他的工具去拜访那些躺在一起的人,拦住他们并且问道:“人啊!那是什么?你们希望从彼此那里获得什么呢?”假设这些人不能回答他,他就用这种方式重复他的问题:“你们欲望目标是尽其所能永远在一起,而且无论朝夕彼此永不分离吗?如果那就是你们所要得到的,我准备将你们熔融并结为一体,这样,你们就将合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在你们有生之年都将分享一个共同的人生,而你们要死亡的时候,你们也将共同面对死神,而且在另一个世界你们依然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两个。这样一种命运能够令你们感到愉悦并且满足你们的渴望吗?”我们知道他们的答案会是什么;没有人愿意拒绝这个提议;很清楚,这就是每个人都想要得到的,每个人都会认为这是他长期感受到但是却又不能系统阐述的愿望的精确表达,也就是他将与他所爱融为一体,从此以后他们将合二为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我们还是一个整体时的原始状态,而爱仅仅是对于渴望和追求整体感的一种命名(Plato,1951,P.53)。

理论上关于青少年与父母的“分离”过程的强调,倾向于模糊青少年对依恋的关注。很多被归为“同辈卷入”的行为在现实中被归为个体能够从家庭之外的他人那里在忠诚、可靠和情感方面期望获取什么。青少年试图发现在他们的朋友当中,他们可以依靠谁、以什么方式依靠,当他们需要陪伴或获取安慰的时候,谁将在“那里”。青少年通过很多方式将朋友如同家人一样作为安全基地,从这个基地出发进行探索。青少年会谈论“拥有”某人,这种“拥有”使他们勇于与他人建立关系成为可能。“我‘拥有’爱丽娜,”琳达说,“因此我可以和其他女孩一起出去,看看她们是否喜欢我。如果她们不喜欢我,我就总去看爱丽娜在做什么。”

嵌入给关系的其他形式相关的背景造成了一种持久的、难以抹去的印迹。这是我们的社会习俗惯例,它决定了我们是由保姆和女家庭教师来教养,还是整天在地里呆在母亲的背上。通过社会化进程,我们要学会我们可以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向谁表达我们的性欲,我们会和谁有可能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步入婚姻,以及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我们会离婚。我们也明白了我们应该既考虑在家庭内部的关系,也要考虑我们在家庭以外的关系。

这个幻想有着巨大的情感力量,并且提及一种我们二者中任何一位对于寻求完整性的深切的向往,试图其整合我们当中失去的那一部分并且拥有对方(the Other)。

青少年的很多痛苦来源于对这个年代的依恋关系的反复无常和不可靠性的失望。这些拒绝和背叛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渲染了青少年对他人的期望,青少年时期的伤害所带来的对信任和友谊的怀疑可能会持续到成人期。

我们更为广泛的社交世界为我们的人际体验提供了一个可供查阅的词汇表。如果我们的社会化已经使我们达到准备好展现我们的某种形式的情感需要的程度,我们就“觉得”和另一个人接近了。即便像性欲激情那样原始的体验也要为文化所约束:对于希腊人中的年轻男子、吟游诗人中间的已婚妇女而言,激情是被引导的,而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女性中间激情则是被全盘否定的。这样,一个人关于激情的模式其实是激情本身的基本体验和文化嵌入固有的无声的表达兼而有之的。

精神分析试图将这种结合的愿望,理解成再次体验非常原始的母—婴结合(mother-infant union)的愿望。玛格丽特·马勒(Margaret Mahler,1975)关于共生(symbiosis)的概念,也就是关于未分化体验的概念,标明了人类生活的最早阶段——这个阶段从未完全地放弃或者痛心。“世界所有文献,从情歌到哲学,事实上还有神学,都为忍受这种主体与客体相分离而产生的痛苦,以及每当分离状态消逝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神秘结合再次被确立时所始终如一体会到的至善极乐提供了证据”(Balint,1952b,P.27)。在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分离(separateness)之前,我们总是渴望回到我们认识到的自体不同部分的结合状态。而在成年人的人际生活中,这种结合成为一种可能,但却短暂易逝,仅存在于充满激情的性爱中。

        保拉说到了她与苏珊娜之间“最好”的友谊,这份友谊从六年级开始一直持续到高中。这两个女孩经常在一起,穿着也很相似。苏珊娜比保拉更受男孩子欢迎一些,但每次她有约会的时候,她都会告诉约会伙伴带上另一个人陪保拉。她们都有其他朋友,但她们的共识是,只有当她们不能在一起的时候,她们才计划和其他朋友在一起。她们通常在周六的下午去商场(闲逛、购物、哪里热闹往哪里凑)。在一个周六,苏珊娜告诉保拉她不得不和母亲一起去探望姑姑,保拉找不到其他的同伴,因此她就去图书馆借了一些书。在坐公车从图书馆回家的路上,她路过商场,看到苏珊娜和她们班里的另一个女孩走在一起。保拉记得她当时感到非常痛苦,无法理解她看到的情境。经过强烈的情感挣扎之后,她才逐渐明白苏珊娜欺骗了她,她更愿意和另一个人在一起。保拉从没和苏珊娜提过这件事,但从此以后,当苏珊娜说她不得不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她再也不相信了。并且保拉自此不再完全相信任何人。并不是她根本就没有信任,而是她常常提醒自己,其他人会伤害自己并且背叛自己。

文化嵌入对婚姻和与孩子的关系也有相似的影响。与其说是多少有些与生俱来,不如说这是社会限定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角色所展现的都是社会的假定以及融合进这些社会规范的个人需要。这样,婚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社会限定的身份,而这种身份是因文化而异的。我们不仅是和一个人喜结连理这么简单,而且还参与进了婚姻这种社会习俗制度之中。社会期望个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婚姻是因时因地而异的。在人类关系史中,婚姻适应了人类多样性的需要,从大笔财富的结合,到为满足共同性而提供情感需求的民族联姻都有。相似的,不同的社会如何对待儿童的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把儿童视若珍宝,值得极尽体贴呵护;而在另外一些时间或者地方则把儿童看为可有可无的寄生虫。如此看来,人类的情感体系是灵活易变的,而这些体系是通过文化中个体的嵌入而表达出来的。

精神同一性(psychic oneness)(马勒的共生概念)的早期发展阶段已经被其他精神分析学者刻画为接受现实考验(reality testing)之前的一个阶段。在婴儿早期,婴儿假定他们的利益与母亲的利益是一致的:母亲不能做任何违背婴儿利益的事情(A. Balint,1953)。这种源自和谐的快乐状态在其后的人生当中一再追求。我们渴望得到那种他人想要我们之想要的感觉,同样的事物,在同一时刻。这种希望的哀婉在歌曲哀伤的叠句中被吟唱“呈递给小丑”:“我想你想要我之想要。对不起,亲爱的。”

然后,个体带着很多来自家庭内外的依恋体验迈入了成人期。在这个背景下,为了不感到孤独,成人必须将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纠缠在一起。但是,由于成人依恋不甚清晰的行为表现,因此研究起来更为困难(Ainsworth,1982;Weiss,1982)。心理学领域对婴儿期后的依恋了解甚少,对与母亲之外的人的依恋也所知甚少(Ainsworth,1989)。

我们可能会发现社会规则要么与我们的偏好一致和谐,要么就是大相径庭。但是,超越了这些关系本身,我们如何与他人相处就是关于我们的嵌入的一份声明。当我们希望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也往往必须找到新的可供关系嵌入的背景。

这种强烈的想要合为一体、追求利益一致性和完整性的愿望被精神分析学者看做是一种病理退行的需要,或一种毫无恐惧地完成结合的健康的能力。健康的成年人务必既能够忍受分离状态,又能够自由地面对亲密感。在个体案例中,这种结合的需要如何被评估相当有赖于该个体所处的环境(同时也有赖于精神分析学家的世界观)。举个例子,柯恩伯格(Kernberg,1980)通过鼓励结合与超然存在优先于性满足作为性激情和核心动力而超越了其他精神分析学家。

尽管鲍比将依恋与焦虑的降低联系起来,但罗伯特·韦斯(Robert Weiss,1982)却试图将依恋定义为孤独的缺失。在成人生活中,通常在依恋缺失、孤独所带来的尖锐刺痛显示出一些至关重要的事物正在遗失时,依恋是最明显的。当依恋存在的时候,它可能在悄无声息地流逝,只通过熟悉感和连续性而有所反映。成人依恋似乎更锚定于恒久不变和一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上,某种意义上是远离世间的新奇和陌生之感的避难所。

举例来说,狄安娜(在上一章已经谈论过了)提到她对她的婚姻的感觉就是“应该如此”。在经母亲催促结婚后,作为一种执行社会规则的方式,这段婚姻持续多年。在这个参考框架内,她觉得她“应该”快乐幸福,因为根据围绕着她的那些社会限定她已经拥有了不可或缺的一切。直到后来她才允许自己注意到她的内在期望(也就是她对于她丈夫的感觉)和她自己试图摆脱的那种感觉是不搭调的。她对这种差异的觉察,还有那些代她严肃认真的新朋友,使得狄安娜开始寻求一种可供选择的嵌入框架,在这一框架内离开比尔将不仅仅是行得通的,而且还是得到鼓励支持的。这也是狄安娜很幸运,她活在20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妇女已经做好准备把她们自己从那些因其荒谬而无效的婚姻中解放出来了。

因为弗洛伊德的遗作中并没有包括一个清晰的关于健康的成年人关系的图景,所以精神分析学家一直以来只好用极为晦涩的术语来争论这些现象。最为简单的假设就是一旦俄狄浦斯问题得到充分“解决”,一种适应性的和满足性的性关系将随之而来。M.巴林特(M. Balint,1953)是少数几个认真思考人们如何忙于创造这种亲密互动的复杂形式的精神分析学家之一。作为成年人,我们的需要对于我们自身而言过于复杂,以至于我们无法未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便达到结合。为了投入到和谐的性爱当中去,伴侣们必然要经历巴林特所谓的“征服工作”,发现如何尽可能多地满足彼此需要的过程。和动物的自发的性的结合大不相同,人类体谅他人需要和愿望的需要是一种社会强化的必然性,一种延迟和挫折的形式。那种结合的愿望,正如被体验到的那样,是一种想要拥有他人的希望。强烈的想要卷入、想要渗入、想要吞没、想要包容、想要拥有、想要控制伴侣的欲望就出现了。这可以使我们因为那些影响了激情关系的挫折感而导致强烈的嫉妒和愤怒。

重要他人的可靠、熟悉、持续和稳定的感觉似乎成为成人依恋的“安全基地”的基础。正如童年时期一样,安全基地的感觉似乎是探索和自我发展所必需的感觉。只有到我们相信有这么一个人、我们可以回到他(她)的身边并且受到欢迎,即便没有感情色彩,至少也有所回应的程度时,我们才能向外冒险。鲍比指出,依恋行为和探险是相对偶的。当我们感到在依恋方面安全的时候,就有可能去探索,有可能知道自我和它的冒险。只有当我们感到害怕、生病或疲惫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回到依恋对象的身边。成人期的安全依恋在行为上可能并没有很多显示(虽然很多成人关系有清晰的依恋仪式,如生日庆祝会或定期电话),更多显示在人类世界的内在感觉上。安全依恋的成人不管重要他人(们)在物理上是否和他们很接近,都会感到与重要他人(们)的接近感。

正因为爱情及其表达形式是与文化网络交织在一起的,所以这种基本关系的改变会导致所有其他关系的系统性的变化。例如,在离婚之后,人们往往失去了很多他们所熟悉的社会联系。无论他们在成双成对的阶段曾经拥有的关系多么亲密无间和共同一致,这些新科单身男女还是不“适应”二人世界。不仅是因为这些新的单身一族们是个“多余人”,而且离婚本身正因为抽离了大量嵌入赖以存在、也是维持着有关婚姻的社会习俗的背景,从而对所谓天长地久的婚姻的存在构成了威胁。由于被那一对对包围其中,以至于其中的一对就会觉得无论什么内在问题还是失望,那都是生活本来的面貌(Rubin,1985)。

“不仅仅期望尽我们所能给我们的伴侣,而且也会从这种给予中获得享受,即使必然不会充分满足我们自己的愿望,我们也不会感到太痛苦。只要爱的关系本身还在延续,所有这一切都将一直进行下去,无论是在生殖器满足之前还是之后。……这种工作给心理机制造成极大压力,而只有健康的自我能够忍受它。而且,它在性高潮之前不能够被释放出来。然后,幸福的信赖感蓦然浮现,似乎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现在都很好,所有个人的需要都被满足了,所有个体之间的差异也都衰减了,只有一种(同一性的)愿望还保留着,在这种愿望里,整个世界都黯淡下去,无论主体还是其伴侣都在这神秘的结合中成为一体。”

虽然我们必须被某个我们感觉足够强壮的人抱持以防止我们坠落在地,我们也可能依恋某个虚弱的人。正如费尔贝恩(1954)指明的一样,最重要的是他人的回应性,而不是回应的种类。乔治亚说到她给她非常容易伤心难过的母亲打电话诉说自己被解雇的事。“我知道如果我告诉她,她只会担心,这对我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她的担心仍会让我感到好受一些。”仅仅知道有个人在情感上对我们有所回应,这本身就有所帮助。

与此相似的是,社会道德风俗也会通过社会给予友谊的注意与精神空间来影响共同性实现的可能性。而抱持也是部分由一个社会对于教养的敬重程度所决定的。

激情的结合也务必包含他者(otherness)的卷入。那是非自体(notself)在瞬间成为自体的一部分。这里到处都是自相矛盾的说法。仅仅就因为形态学的差异使异性恋成为可能;而它的客体则试图去排除这种差异。在性唤醒的极致水平上就是一种同一性(oneness)和相同性(sameness)的体验。一种性别永远不可能知道另一种性别的真实体验是什么,而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充分地懂得他人。在一次次的激情之爱中,他者的神秘性消融了,只不过发现了那些谜仍悬而未决。结合被实现了,差异被克服了。而我们仍将作为分离的自体被留下来,在世界上漫游。

如果,如同鲍比所坚持的一样,依恋是一套根植于生物学和行为学的系统,那么依恋的体验并不必须有认知上的解释。我们之所以需要拥有依恋对象是因为那就是我们被规划的方式。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人,会让我们感到无法忍受的孤独之痛。

9.4文化连续性

人们可以通过非常多样化的途径去体验这种结合的愿望。一些人会发现这样一些伴随着对同一性丧失的威胁的愿望,感到恐惧,因而否认其与自身的关系。而对许多人而言,这些愿望的体验并非是直截了当的,文学作品、戏剧和电影中都贯穿着同一性,这些作品都频繁地在其主题中展现了对结合的探求。另一些人恰恰相反,积极主动地在他们的关系生活中探求这种体验并且只有在与他人出现激情融合时才能体验完整的感觉。

4.4分离和丧失:依恋的黑暗面

嵌入不仅吸收文化,而且反哺于文化。一旦我们被嵌入了,我们就与他人一起参与进历史,在这种历史中把我们的生活经验提炼到符号象征化表达的水平成为可能。共同的记忆就是嵌入的表达。所以,曾参加团体治疗、在治疗中以嵌入为至关重要的疗效因子的患者莱娜成为这个团体的历史记录者也就不足为奇了。她记得所有我们这些人哪些人来了,哪些人走了,有哪些试金石性的标志性事件及这些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其他成员什么时候可能会经历周年反应(指的是个人对重大的失落事件所导致的悲恸没有消散而产生的反应)等。相似的,那些已婚的伴侣或者老朋友就往往很珍惜回顾那些已然成为历史的共同体验。一旦这种共同的体验被诉诸文字,它就成为文献;集体的共同记忆作为历史是很重要的。所有这些记忆的形式都记载着我们的历史连续性。

强烈的性结合是得不到的或者令人生畏的,人们经常转而寻求与他人密切联系的其他形式。激情存在于它的紧张感当中就如同存在于它的表达形式中一样多。举例来说,友谊可以同时有激情但无性欲。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Carol Smith-Rosenberg,1975),一个曾经写过19世纪美国女性之间激情友谊的人,在作品中记载了情感的强度和浪漫柔情,而这些就体现在那个时代的女性之间的精神之爱中。在性别隔离的社会网络生活当中,女性彼此之间表达了对于再结合和对于他人的强烈的需要相同的渴望,20世纪的观点认为这些是与性卷入相伴随的。

与被抱持的体验相对比,依恋的体验是明确的。我们依恋于某个特定的人,并不再接受其他替代人。(然而,我们可以被很多人抱持。)那么,对依恋来说,就会有遭受丧失之痛和必然的悲伤的风险。

我们在某一文化范围内的嵌入为我们提供了寓言与神话,通过这些寓言与神话,我们来评价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关系,并借此确定我们的生活与关系是否是“顺理成章,一切顺利”的。在这种文化中,分享成为与他人联手打造更为壮大的事业的又一契机,而非我们自己去单打独斗。这就是一种人性中超越了共同性的联系。

人们通过某种形式寻求与他人之间的某种紧密联系。这种联系的本质可能没有这种联系被感觉到的强度更为重要。费尔贝恩(Fairbairn,1954)——其理论是建立在利比多(libido)与其说是一种快乐寻求(pleasure-seeking),还不如说是一种客体寻求(object-seeking)的假设上的——宣称无论快乐还是痛苦都是联结客体的通道。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我们受伤、焦虑或者痛恨时(就如同快乐时一样)被相互紧密联系起来。而我们一些最紧密的关系也总是伴随着巨大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与这些强烈的感觉状态是交替出现的。人际冲突本身可能是唤醒状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长期爱侣的做爱经常是在一场争斗之后表现最棒。

分离焦虑是依恋系统遭遇危险的信号。在经典精神分析中,信号性焦虑是对自我的一个警告,警告无法抵挡的恐慌可能正在逼近,分离的痛苦以同样的方式警告个体:令人无法忍受的孤独(抛弃)即将来临。面对分离的痛苦,个体(任何年龄)会抗拒、恳求或愤怒。对年幼儿童来说,在寻找丢失的人的过程中,所有其他的功能和行为都停止了。儿童会哭泣、抗拒、坚持要那个他依恋的人重新回到身边。同样条件下,成人可能会哭泣、恳求和愤怒,并试图通过威逼或全部其他关系的技能来恢复依恋纽带。

坎贝尔(Campbell,1972)指出在嵌入过程中,自我对社会秩序的隶属关系变成自我超越的一种形式。通过用那些在我们之前就已经诞生,并且将把这些故事传承到下一代人的同样的措辞,我们就可以确信我们存在的连续性将超越我们自己有限的生命。

这种在关系中对强度的需要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停留在痛苦的关系当中。往往是冲突唤醒人们并使人们感受到与另一个人的联系。恐惧不是来自痛苦,而是来自情感的死亡。这位被打的主妇试图解释她的丈夫之所以打她是因为他爱她,她在传达她的理解:至少,他还对她有着强烈的感觉。他并非是冷漠无情,而冷漠无情才是真的无法忍受。在这些例子中,身体上的伤害被当做是某种强烈感觉的结果,尽管很残酷,但还是感到强烈的联系;而这毕竟要比那些激不起任何反应的人要好。

我们对依恋对象的需要就是他们的回应性;回应的纽带似乎并不如回应的存在本身更重要。任何回应都会维持既存的依恋,也就是说,除了忽视之外的任何回应。依恋行为的表达是要唤起回应,“处于情感联系之中”就是它的要求。

而这些想法在我们有生之年每天都会诞生。例如,一些参加研究的座谈者报告了他们与就其个人而言几乎一无所知的祖父母的那种强烈的联系;他们通过存在于祖辈们毕生所创建的至高无上的相同价值观或者集体忠诚中的嵌入感到了联系。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亲人的集中营里的幸存者们,带着相同的心境,有着对共同参与的强烈需要。为了感受到代际之间的联系与连续性,他们中的许多人强烈感受到了与他们那如今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的父辈之间的联系(Moskowitz,1983)。

5.3陷入情网

由于对依恋对象的强烈需求,儿童很快知道哪些行为和要求能够引起回应、哪些不能引起。这种人际间学习在青少年时期继续进行,并持续到成年期。通过方法和回应之间复杂和精细的交易,依恋关系的形态和风格就形成了。安吉拉说,“在整个高中期间,我最好的朋友每天晚上18:10准时给我打电话。即使我们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前刚刚见过面,并且也没什么新鲜事要说、我们还是要在晚饭之后说说话。当电话铃响的时候,我们家的每个人都知道是她打来的,我知道我拥有这个朋友并且能够依靠她,感觉非常好。”大多数依恋关系都会发展成这样的仪式。

在一部关于悲剧的新读物中,西蒙(Simon,1988)认为,悲剧的精华要旨在于中断代际渊源的威胁。家系内部的争端在解决时务必要维持一致的利益,保全“家族”。例如,《奥瑞斯提亚》的核心内容就是这样一种悲剧性冲突:阿伽门农是否应该牺牲他的女儿伊菲吉妮娜,以求赢得特洛伊战争并借此保全其“家族”。借助儿童来进行这种违背道德的保全牵涉到与“关系中的激情、对抗、冲突和随之而来的矛盾心情”相妥协,否则就要面临种族灭绝的风险。悲剧性的冲突牵扯到家族内部关系的牺牲,以保护嵌入和连续性:更有甚者,我们甚至会为了个人的缘故而牺牲一代人。这种悲剧的实质就是将我们的儿童一代送上战场,战斗,然后送命。

陷入情网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与其他事物的差别可不是一点点。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人类关系的个别体验(一种只有某些人才能体验到的关系)。一只无人能够驯服的野禽唱起了《卡门》(Carmen),爱的这种形式是人类的一种神秘而且无法无天的状态,对于这种现象无人能够作出充分的解释和预测。

反过来说,对依恋的学习意味着要了解超过多少就是过犹不及了。对回应的需求在何种程度上可能使依恋对象感到负担过重并因此而退缩。例如,一个25岁的病人名叫埃里克,每当他的女友说她会给他打电话,但却没有给他打的时候,他就会变得非常焦虑以至于使自己陷入生气之中。当他最后联系上她的时候,除了讽刺挖苦和愤怒之外,他无法与她交流。她于是责怪他要求太多、占有欲太强,并威胁着要终止他们的关系。埃里克对依恋的强烈需求就这样对他拥有依恋的可能性产生了威胁。一些人如埃里克一样如此的恐惧(恐惧他们会把他们需要的人赶走)以至于他们根本不敢建立依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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