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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赢app官方下载正文介绍的从平遥折腾流入孝义的三副对联,吴汝纶告诉会学政治法律

时间:2020-01-01 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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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四,北洋政府旧址

曾听老师概叹: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太少,“知道分子”太多。身处象牙塔之中,自然而然地感觉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担当,但问题在于,学者若不能身体力行地参与到某些社会运动中去,则难以把主张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最后往往流于空谈乃至于自我情绪的发泄,成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胡适回国初期也曾宣称“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出数年便与朋友办《努力》周报,议论国是。当今不少学者议事过多,与事过少,擅长于纸上谈兵却短拙于真干实干,所谓“知道分子”不少,莫过于是。

按:唐启华,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台湾著名历史学者,目前为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暨系主任,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他讲求用实证的外交史方法进行研究,通过多国档案对照研究以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研究旨趣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中英关系史,现致力于北洋外交研究。目前已出版《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及《洪宪帝制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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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继畬三副楹联

唐启华的“北洋视角”是他治学的一大特色,无论是巴黎和会还是洪宪帝制,现有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他站在北洋政府的视角重新爬梳档案,厘清了诸多过去国人之误解,补足了现有成果之不足。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首先即为不平等条约,但国共两党长期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口号进行宣传,导致北洋政府的修约主张遭到批判,修约成果也受到忽视。巴黎和会也是中国近代史非常重要的外交的个案,过去受到国共两党的革命视角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但是唐启华的研究指出中国政府巴黎和会交涉在国外所受评价与国内有很大差距,甚至相反。最后,洪宪帝制外交是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以及东亚外交史的一大关键转折,然而民初以来之政治宣传不断复制,许多误解持续以讹传讹,影响国人历史认知甚深。

罗志田(1952年~至今),著名历史学家,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外关系史,是当前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

                徐继畬三副楹联赏析


        晚清名臣徐继畲是我国近代“正眼看世界之第一人”,他在被译为多国文字的《瀛寰志略》中,率尔突破了夜郎自大的天朝中心、华尊夷卑观念,将中国定位于“世界一隅”,介绍了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念,记录了各国的政治体制,赞扬了美国总统华盛顿的历史功绩,犹如“在黑暗的田野中点燃了幽微的烛光”,成为中美外交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为此,美国华盛顿纪念碑上嵌有他撰写的碑文,《纽约时报》称他为东方伽利略,克里顿等美国政要给予其极高的评价,《世界名人录》也收入了他的传记。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 徐继畲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越来越显示出他的突出地位。

        徐继畲于乾隆六十年出生在山西代州五台县一个清贫的士宦之家。父亲徐润第进士出身,曾任内阁中书、湖南施南府同知等职,著有《敦艮斋遗书》。徐继畲从小随父寓京,师从著名文学家高鹗,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入仕后历任广西、福建巡抚、闽浙总督、总理衙门大臣、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等职。他在福建任职期间力禁鸦片,奋勇抗英,声名大振,后因“神官寺”事件中与林则徐意见不合被连连贬职。落官后他被聘为平遥超山书院山长,连续十年从事文化教育,致力诗文写作,倾心学术研究,推动了晋中一带文化教育的繁荣。徐氏父子与晋商有较多的来往,徐继畲在丁母忧期间就曾承父之席在山西首富介休北贾村侯氏私塾任教。徐继畲主张“工商富国”,“以商制夷”,他到平遥超山书院任教后更加关心晋商,熟悉晋商,曾多次应邀为晋商族人撰写题字、书匾、写序。本文介绍的从平遥辗转流入孝义的三副楹联,据说就是徐继畲应晋商族人之邀书写的。楹联有的地方已斑驳漫漶,藏者不尽识之,遂请教于笔者。笔者不揣浅陋分析于是,并与读者共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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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壹  第一副楹联是楷书七言联,题款:“道光乙丑季秋中澣”,上联:“彝鼎镌铭留世泽”,下联:“图书插架蕴清芬”,落款:“五台徐继畲”。

必赢app官方下载,        该副作品是题款、落款俱全的一副楹匾。“道光乙丑”:即1829年。“季秋”:秋季的最后一个月,即农历九月。“中澣(hùan)”:即中浣,指每月中旬。题款写的是作者创作的时间。

      “彝鼎”:古代青铜祭器,上刻有种种铭文;“图书”:指的是纸质文献。“书存金石气,文有蕙兰香”,这副楹联杨风柳骨,挺拔厚达,稳重高俊,雅致古朴,道出了作者钟情古代文化、怡情书墨飘香的情怀。楹联用红漆为底,鎏金镌刻,悬之于书斋两侧显得古朴端庄、儒雅大气。

        本联落款是“五台徐继畲”。徐继畲字松龛、健男,别号牧田,书斋名退密斋,其书画作品多直落其名。徐继畲十八岁县学,次年中举人,道光六年中进士,朝考第一,后任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他系统整理了徐润第的《敦艮斋遗书》,创作过二三百首诗词,“杂文诗艺卓然”。从题款时间来看,该副楹联应当是他为官期间应友人之邀撰写的书斋联,反映了他中年时期的书法艺术风格。

        贰  第二副楹联是幅楷书十一言联,上联是:“文章开世业流芳百代书香”,下联是:“孝友乐天伦具庆一堂瑞气”。

        “文章千古事,孝友乃天伦”。这里描写的是一个书香门第文脉绵长、孙贤子孝、高朋满座、其乐融融的情景。该楹联之所以流入孝义,可能也是“孝”“义”情结在起作用。徐继畲对八股文有较深的造诣,为清中后期八股文大家之一,所以他写的对联对仗工正,平仄合律。楹联书法圆润厚达,仪态从容,典雅端庄,韵长意足,配之以红底鎏金,更显得雅儒大方,瑞气风华,反映了他老年时期的书法艺术风格。

        徐继畲有着广泛的交游,他在罢官回乡之后曾协助官府率领团练协防辽州、上党、阳城等要地,深受山西巡抚沈桂芳等人的好评。在超山书院任教期间,徐继畲经常在“亲友盛意,不可却也”的情景下为他人写字。由于徐继畲在超山书院的突出贡献,徐继畲告老还乡时,平遥晋商、乡绅和诸生弟子挟道相拥,二十里相送,依依惜别,好不壮观!

        叁  第三副楹联是草书七言联,上联是:“野处何尝忘帝力”,下联是:“闲居正好读儒书”。

        这副楹联也应当是徐继畲在超山书院期间撰写的,全联用草书书写,表明了他落官赋闲时表面洒脱、内心不安的心情。“野处何尝忘帝力”,说的是即使赋闲在野也不敢忘记皇威,不敢忘记“王室宠光”,仍然关心国家大事,仍然希望为帝王效力,他的诗作《秋夜》“忧国渐无分,悲秋客未归;闷来还剪烛,诗笔为频挥。”便反映了他此时欲纵而敛的矛盾心情。徐继畲在职期间,曾多次上言进疏,道光皇帝“大感动,因召对前席,与谈时事,至为流涕”,因而他春风得意,连连晋升;如今他连连遭贬,不免无限惆怅!“闲居正好读儒书”,实际上表现的是作者的一种无奈,在达不能兼济天下的时候,只能独善其身研究学问了,所以他感叹“行年过六十,万事付飘萍”(《秋夜》)。这副楹联字体超秀隽逸,自然适意,灵动潇洒,飘逸多趣,反映了他书法艺术的另一种风格。徐继畲在超山书院的岁月,度过了由官而民的苦闷,却迎来了学术生涯的辉煌,他的《后汉书评注》《古诗源评注》《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沿边十郡考略总论》应当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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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副楹联,三种心境,三种风格。这三副楹联虽然大都是应景之作,但徐继畲并非一味的点缀、粉饰,而是寄情于文字,他把他的思想、感情都融入了作品。研究这些作品的意义不独对文学、书法有一定价值,而且对晋商文化史的研究也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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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载《孝义书画》201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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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后载《山西晚报》2016.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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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启华的新书《洪宪帝制外交》,通过运用中、英、日三方档案,描述了洪宪帝制外交的复杂面相,对于袁世凯帝制的失败也有所讨论,本次访谈即以新书出版为缘起。

高明的学者善于“藏拙”,既然无法或无意参与改变社会的现状,至少在自己熟悉和能够掌握的领域之中,透析问题的成因,提出某些可行的办法,或许是一点一滴地改变社会的一种进步。最近读到的罗志田教授的《道大无外:校园与社会》,便是这样的一本议论集。罗志田教授在自序中写道,这本非学术性的著作,乃收集了自2008年以来他为《南方周末》“自由谈”栏目所写的文字,按内容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学问与大学教育”,下篇为“历史与人生”,基本不脱离罗先生所熟悉的范畴,以一位历史学者的严谨,“一是要尽可能为他人设身处地,二是必以证据支持所立言”,所以文章篇幅不长,但字字在理甚至有几分难以为娱乐时代所接受的冷酷与冷静,但仔细琢磨,其间许多想法,的确折射出当今高等教育、大学乃至于学术界中的不少司空见惯、耳熟能详甚至于我们视若不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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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为什么,考试是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学术转型道路为何会磕磕碰碰、甚至于今日我们依然有“为学术而学术”与“读书就是为了致用”的观点的争执,大体上可以从历史传统的沿革去窥见答案的一面。罗志田教授在文中举了一个颇有意思的例子:1901年吴汝纶访问日本时,某天“山根少将来谈”,问他儿子打算学什么学问,吴汝纶告知会学政治法律,山根就笑曰:“贵国人喜学宰相之学,满国皆李傅相(即李鸿章)也!”吴汝纶心有不爽,但却又不能不承认说得有道理,于是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以激励其儿。刚好我在读这篇的时候,不少朋友致电问高考填志愿的问题,最终都落实到一个事情上:这个专业未来会做什么工作?若是父母一辈我还能理解,可是不少朋友自己都是大学的过来人,依然来对我问这个问题,则相当值得深思了。我们的大学教育从本质上来说,到底有没有让学生在四年里弄明白“大学是什么、大学做什么”的问题?如果连这个问题都回答不了,那恐怕大家就真的只能“满校皆是李鸿章”了,君不见,之间某所大学的学生会主席配了八个助理,排场都超过了省委常委了吧?

唐启华

若要搞清楚大学做什么,就得明确大学教育的目标在于什么地方。罗志田教授在文中引用四川大学著名教授缪钺先生的一段话,指出建国之前大学教育比较灵活,各大学各有特点、自树学风,教授们可以开课讲授自己的专长,学生受启发受益良多,从而引发深造的兴趣。建国之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以行政手段办教育,强调计划性,学生无论是看书还是研究都习惯听从安排,没有广泛阅读、独立探索的能力,自然也就容易成为工匠而不是大师。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模式更适合于理工科培养技术人员,但并不适应现代综合性大学培养独立思考和独立研究人才的趋势。说到底,学术的发展需要管理者尊重科研和教学规律,而不是管理者去发明制定这样那样的科研教学规则,更不能跟随社会发展的潮流与风气草率盲从,一旦本末倒置,许多的问题就由此而发。

以下内容来自《东方历史评论》对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唐启华教授的采访整理,访谈围绕他的著作《洪宪帝制外交》(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展开,访谈者为姚涵之。小标题为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编辑添加。)**

当然,面对大学中的种种问题与困境,罗志田教授并不主张“光骂不帮忙”,而希望有更多的建设性意见,推动大学的改革与发展。他在多篇文字里谈论了大学的管理、大学行政化、学术与民主、学术的跨越式发展、保证学术创新等问题,在我的理解之中却发现有一个相当有趣的事情:尽管罗志田教授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但他并不主张以西方、或是美国的模式来解决中国大学现存的许多问题,他更倾向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大学行政化并不一定带来阻碍大学发展的因素,鼓励大学校长避免因行政级别提高而顺从上级部门的功利性指标似乎更为重要(因为级别提高,就应该有更大的权力和独立性,但目前的状况恰恰颠倒,的确值得关注);例如在学术决策的过程当中,让过程透明化比集合多学科的学者来进行匿名投票更符合学术研究的科学规律(学术不能民主,只能自由,在这一点上优秀的学者们有着惊人的共识);例如对学术创新,现在最明显的问题大概就是罗志田教授指出的“跟风而不自主”,所以我们困惑于无法培养出大师,殊不知如果大学教师浮躁不已、追逐时尚而不能守成授业,又如何传道解惑呢?所以归根结底,中国的大学要往前发展,大学的从业者们都需要有一个思索和实践的过程,而不能满足于固步自封,也不要头脑发热地急于求成。

一、外交史的视角为何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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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我们先从治学经历和学术关怀谈起,你为何选择外交史这个领域进行研究,是否受到哪本书,哪些档案或者哪些老师的启发?

黄达人,1945年4月生,浙江象山人,中共党员、数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山大学校长。自1999年任中山大学校长以来,与党委书记李延保同志(1998~2006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合作,被称为中山大学的“李黄时代”,这一时期成为中山大学自1924年孙中山首创以来发展最为快速的时期之一。

唐启华:我走进外交史这个领域主要是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史系读书的时候开始。在出国之前,我事实上对外交史没有什么接触。我在台湾写硕士论文的时候,主要写的是明清史的硕士论文。但是后来开始教书的时候,在高雄公专教的主要是中国近代史的课程,所以对中国近代史接触多一点,后来有机会到英国读书的时候,申请到伦敦政经学院,我在申请的时候主要申请了两个题目,一个题目就是继承我明清史的研究题目,另外一个我想要让英国名牌大学接受我的研究,可能要申请一个他们比较有兴趣的题目,我想可能中英关系史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我申请了四个学校,两个学校是明清史,两个学校是中英关系史,结果收我的两个都是中英关系史的学校。那时候就选择伦敦政经学院的国际关系史系,因为这个系本身就是外交史专业。伦敦政经学院是一个以社会科学为主的学校,它有两个历史系,一个历史系是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跟经济学系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是国际关系史(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主要是跟国际关系系(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合作的。所以,我到那边才开始接触外交史,这可以说是一种机缘,很幸运,在伦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史系碰到一个很好的老师,就是我后来的指导教授Ian Nish,他是做英日关系的专家。所以我主要是受到他的启蒙,跟他学习。

有意思的是,后来我又读了黄达人校长的《大学的根本》,他在其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呼吁回归大学的根本,‘回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回归大学最本质的职能,也就是人才培养;二是回归大学重视教学的传统,当下,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到教学才是大学的真正使命与核心竞争力;三是回归大学管理者对大学核心价值的坚守,现代大学面临的选择很多,大学的管理者需要克服浮躁,平心静气地去面对大学这一最根本的使命。”实则在面对问题的解决思路上,优秀的学者往往都是殊途同归的。所以从这点来说,罗志田教授并不仅仅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去关怀大学、大学教育和大学的终极目标,他实则是以中国传统的“天下士”的胸怀,去回应这一个时代的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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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 Nash

东方历史评论:中国近代史的史料非常多,你研究中如何爬梳史料找到研究的切入点和主题?

唐启华:确实,外交史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多国档案对照研究。我到英国去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位于伦敦近郊的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看英国外交档案,主要是外交部(Foreign Office)的档案,一般我们叫FO档案。十多年前,这个地方已经改名叫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但是我如果只用英国档案做研究,做中英关系史的话是不够的,我没有办法跟英国的研究者竞争,所以我当时选定的题目就是要用中国外交档案。我也透过一些关系,开始使用中国的外交档案。很幸运的是,在最后读博士一两年的时候,中国的外交档案也比较开放,比较方便使用。我当时看到北洋政府的外交档案是到1928年,我当时在英国的研究题目就定1926到1928作为我研究的领域。那个时间点是可以用英国档案,也可以用中国档案做对照研究,我主要使用的是外交史的正统的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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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

东方历史评论:外交史、国际关系史以及政治史的研究方法三者相比有什么差异?选择外交史的视角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唐启华:外交史可以说是19世纪后半以来的实证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当时,是以德国的历史学家兰克为最重要的开山祖师爷,他当时的名言就是,“我们只要把各国的档案都收齐了,我们就可以如实地呈现当时整个谈判的过程。”这是相当实证的一种研究法。当然这种研究法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是当时历史学的主流,全世界的历史学都受到兰克学派很深的影响,但是兰克学派这种强调档案功夫的实证史学在一战以后开始受到各式各样的质疑,一战以后认为这种传统的史学是国族史,属于上层史学(high history)。一战以后开始对民族主义有各种的批判和反动,而且开始注重社会下层(low history)的部分。再加上社会科学的发达,又注重社会经济史下层结构,再加上民主的进展,对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开始批判。再加上后来二战以后文化史的兴起,下层的历史越来越兴盛,所以外交史到现在基本上已经算是一种传统过时的专史。但是我认为在今天,外交史这种实证史学仍然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们在近现代史的领域里面,其实很多的实证研究,档案功夫目前做得不够。我认为虽然在西方外交史已经是一个过时老套的专史,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用档案功夫来重建很多的历史基本事实,因此外交史仍然有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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